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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德治模式对政治权威的影响及其当代启示 　　[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党和政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挑战。而道德正顺应时代的要求，越来越成为政治权威建构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讨古代中国德治模式与政治权威的关系，分析其理论主张、制度创设、方针政策及其历史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今维护党和政府的权威，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德治；政治权威；启示 　　[作者简介]秦馨，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广西 　　南宁530001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9)11―0063―05 　　 　　权威是植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一种普遍现象，是社会秩序维系的有机环节和必要机制。政治权威是一种公共权威，是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认同。美国学者D?P?约翰逊指出政治权威就是“一个人在相信他或她施加影响的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上要求别人服从的可能性”。合法性一般是指政治体系使人们产生和坚持对现存政治制度的信仰能力以及政治统治依据传统或公认的准则而得到人民基于内心自愿的认同、支持和服从。因此，“合法性信仰对于维持支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至少对于那些历史非常悠久的政治系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道德力量是政治体系获得统治合法性进而享有权威的重要方面。在古代中国君臣民的等级架构中，政治权威通常指的就是君主权威。本文尝试从德治论入手，分析古代中国德治模式对政治权威的影响，探求历史留下的经验和教训，为当前我国政治权威的塑造提供参考。 　　 　　一、中国古代德治模式的基本内容 　　 　　德治是以一整套道德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以达到社会秩序的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统称。它主要通过舆论褒贬、教育疏导、沟通感化等自律性精神调整，以启迪人的知耻心、道义感和对善恶的判断能力。“道德不倡、天下不宁”，在古代中国，道德一直是人们完善自我乃至治国安邦的主要工具。综观我国古代德治模式，基本内容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克明俊德的王道思想 　　传统德治理论的核心是把国家治理寄托在统治者个人品质上，主张“德者治天下”。“克明俊德、以新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意思是说：如果治国者能发扬光大高尚的道德，就可以做到帝王家族和睦，百官职守昭明，万国协调发展，天下民心和善。在《礼记?礼运》中这一传统治国道德目标，被描绘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从德治的方式说，即强调统治者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主张以君主个人伟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孔子认为治国从政者要遵守恭、敬、惠、义等道德“准则”，即“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礼记?礼运》)。 　　 　　(二)治国为公的道德规范 　　以德居位、无德不贵是德治内容的重要原则。除了君主有明德，臣民更应为官清廉、公忠。为官者公忠与否，直接关系到社稷安危。公忠即为国、为民、为天下，忠心不二，《左传》《尚书》就有“以公灭私”的说法和“公家之利，知无不为”的规范性要求。唐太宗晚年总结德治经验，撰写《帝范》。其中《求贤》篇写道：“夫国之国辅，必有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其中廉洁是为官之宝，为政之本。孟子认为“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下》)。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主张把爱民、重民、富民作为治国的重要目标。《论语》记载孔子答子贡“问政”的一句名言：民无信不立。《荀子?强国》言：“以德兼人者王。”君王要明，道善策，即行政决策要符合道德要求。“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日择人，二日因民，三日从时。”(《左传?昭公七年》)孟子认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和“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三)家族主义、家国一体的思想 　　家族主义、家国一体，长期占据官方道德治国的地位。血缘――伦理――政治直接同一，把家族关系中的长幼之序上升为一般伦理法则，在“亲亲尊尊”的基础上形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治秩序。尤以董仲舒的“三纲”为核心，即“孝”“忠一节”三个德目。官方道德治国主要靠这一伦理秩序的完美运转而达到长治久安。在孔子及其后的儒家那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的观念愈演愈烈，魏晋时又提出“以孝治天下”的口号。宋明理学大师朱熹将“孝”说成“德之本。”(《孝经刊误》)“忠”字从表面上看，“临患不忘国，忠也，以私害公，非忠也。”(《左传?昭公元年》)“节”要求保持男女间的主从关系，以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