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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管理制度的问题与改革 　　编者按：中国学术管理制度改革与其他方面的改革相比，已是相当滞后了。因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抑制了学术的发展。本文作者对中国现存的学术管理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此文的发表，希望引起读者的思考，以推动中国学术管理制度的改革、完善。 　　市场取向的改革，不仅包含经济领域，而且也包括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等领域。这些上层建筑必须服务于经济基础，必须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应该说，我国第一、二产业以及一部分第三产业如商业、金融、运输等市场化改革已经完成了或进入了攻坚阶段,但是第三产业中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的市场化改革则相当滞后，仍具有比较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比如，我国高校及科研机构中的学术管理制度依旧是集权式的。这种集权式的学术管理制度抑制了学术的自由、学术的发展，背离了我们应该遵守的国际学术惯例。由于集权式学术管理制度其负面影响呈现无形性、长期性，其历史又较长，因而要摒弃它会面临相当的阻力。但是，如果不早日摒弃，则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会受到实质性伤害。为了有助于早日摒除这种集权式学术管理制度，笔者在此加以具体剖析。 　　 　　学术委员会--少数教授 　　对多数教授权力的剥夺 　　 　　中国的事业性机构，比如高校、研究所、研究中心、医院等都设有学术委员会，以及由此派生的学位评定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成果评审委员会等。学术委员会拥有学术方面的最高审批权力。一般情况下，事业单位的一把手兼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委员会的成员相当一部分是单位的中层领导，如高校中的院长、系主任、所长，也有一部分是老教授。有的由于学科门类多，往往在学术委员会下面设分学科的分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的组成人数多少不等，相当一部分成员连任多届，甚至任职终身。笔者以为，在学术管理上实行学术委员会制度是计划经济与审批经济的产物，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是违反学术发展规律的，是少数教授对多数教授权力的剥夺，应该尽快取消。理由如下： 　　第一，任何一个事业单位，教授与教授之间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其享有的权力应该是等同的。 　　这正如在一个国家里，每一个选民都拥有投票权；在一个企业里，每一个股东都有参与决策权、同一股份拥有相同的权力。在事业单位，比如高校，其学术权力显然应属于全体教授，即教授治校。现在的学术委员会人为地把教授分为两类，一类（多数人）的命运掌握在另一类（少数人）手中，多数教授中的每一位教授其权力利益都要受制于少数教授，晋升教授的人的命运则完全被少数教授所垄断。显然这违反了学术民主原则，简单地搬用了行政管理体制。可见，权力，特别是学术权力是不能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学术权力越分散，越能够制约少数人的不公正行为。当权力由少数人行使时，极易被私用；而当权力由所有人行使时，则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私用。在一个由100个教授组成的高校里，若存在一个10人的学术委员会，则在全校每个教授的权力是1％，个人或少数人的影响是微弱的。而在学术委员会，一个教授的权力就高达10％，稍加操纵，也易于操纵，则可达到30％或50％以上。据了解，举世公认的奥斯卡奖是由近6000个成员投票评出的。显然，相比于学术委员会或专家委员会的评审，这种民主的做法是可取的。 　　第二，即使假定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均能做到公正，它也缺乏行使权力的能力。因为，就一个高校来说，往往包括众多学科。假定一个学术委员会由30人组成，则具体到某一级学科的委员也就3至5个，而由于隔行如隔山，这样学术委员会在做具体决策时，多数人往往是门外汉，易于被少数人所控制，只能进行形式审查（这是不必要的），根本不可能进行实际审查。在学术委员会下面设立分学科的分委会，也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分委会没有最终决策权，并且分委会的决议也时常被学术委员会所否定。反过来说，如果院系的分委会起决定作用，则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没有存在价值。笔者曾经记得，1999年北大1992级博士生刘燕文诉北大未授予其博士学位，其结果是北大败诉。此案中，刘的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全票通过论文答辩委员会答辩，以12比1通过了系学位委员会审查，但最后却没有通过学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其中原因就是在由16人出席的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中，15人（大概是）是门外汉，（大概是）仅有的一个门内汉又与刘的指导教师有矛盾（因为刘的指导教师作为系学位委员否决了其指导的学生论文），这样大多数非专业的专家，只能顺从于个别专业的专家，结果，有一人反对则全体反对（王素琴：《北大博士生告倒母校》，《中国信息报》1999年12月23日）。显然，高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是多余的，它既然不可能去评阅每一篇博士论文，它就没有资格决定是否授予学位。如果说它应该存在的话，它也只能是解决论文答辩中可能存在的不正之风，而不是直接插手是否给予学位，不是去做重复劳动，不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