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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健康对劳动参与的影响 　　〔摘要〕居民健康对劳动参与的影响至关重要。国内相关研究只使用了自我评价的一般健康状况来衡量健康水平，然而健康是多维的，该指标可能未能全面度量我国居民真实健康水平对劳动参与的影响。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本文还同时使用短期疾病冲击、疾病史、身体质量指数、营养摄入等多个健康指标。结果表明，自我评价的一般健康状况没能完全揭示我国居民真实健康水平对劳动参与的影响，包括其在内的各个健康指标均为此可以提供相对独立的信息。 　　〔关键词〕健康；疾病；营养；劳动参与 　　〔中图分类号〕 F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1-0104-07 　　 　　一、引言 　　按照国际标准，我国2000年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尽管少儿抚养比依然可以抵消了加快上升的老年抚养比，但总抚养比继续下降的空间有限，甚至有的学者预测我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将是2015年（王德文，蔡?P和张学辉，2004）[1]。总之，“人口红利”能维持的时间令人堪忧。在“人口红利”剩余的短暂期间，要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必须保持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和较低的失业率。但是，劳动参与率呈下滑趋势（蔡?P和王美艳，2006）[2]，不利于短暂的“人口红利”充分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此外，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下降的劳动参与会降低个人和家庭的自我保障能力。因此，有必要研究影响劳动参与的因素，以减缓这种不利趋势及其对宏观经济和微观个体的负面影响。 　　劳动参与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年龄、性别、教育、家庭因素以及政府政策等，而自从Mushkin(1962)[3]以来，健康因素对劳动参与的影响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微观角度看，健康从三个渠道影响个人劳动参与。第一、健康是衡量人力资本的重要标准之一(Grossman, 1972）[4]，影响居民劳动参与决策。较高的健康水平意味着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由于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正相关，这意味着不参与劳动的机会成本较高。第二，健康改变人们对工作和闲暇的时间偏好（Grossman, 1972）,从而影响劳动时间，如果健康严重恶化，很可能导致劳动能力的丧失，进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第三，健康影响个人对工作损失反应的能力，从而影响是否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决策。健康的人的工作类型的选择余地较大，更不容易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 　　本文从经验角度评价健康对劳动参与的影响。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较多（Bound, 1991[5], 1999[6]; Stern, 1989[7]; Campolieti, 2002[8]; Cai, 2004[9], 2006[10]; Gameren, 2008[11]等等），而国内对这方面的关注较少。虽然国内多数研究劳动参与决策的文献引入健康因素（庞丽华、Rozelle和Brauw，2003[12]；余吉祥，2006[13]；蔡?P和王美艳，2006；张文娟，2010[14]；马忠东，吕智浩和叶孔嘉，2010[15]），但是没有专门讨论健康对劳动参与的影响，甚至只是把健康作为控制变量处理，只有少数文献做了专门研究（魏众，2004[16]；任兆璋、范闽，2006[17]；刘生龙，2006[18]；田艳芳，2010[19]）。 　　从经验角度估计健康对个人劳动参与影响的关键在于健康水平的测度。健康是多维的，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统一的健康指标。常用的健康指标有：（1）总体健康状况，由于社会调查中进行临床体检的成本太高，自我评价的一般健康状况被广泛使用；（2）自我报告疾病和“正常”活动；（3）自我报告的身体机能，尤其是每天日常活动状况（Activities of Daily Life, ADL）；（4）以营养为基础的指标――营养摄入，尤其是热量摄入；（5）以营养为基础的指标――身体形态，典型的指标有身高、体重和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6）健康调整的生命年（Health-adjusted Life Years, HALY）或健康调整的预期寿命(Health-adjusted Life Expectancy)（Cutler和Richardson, 1997）[20]；（7）生活质量指标（Quality of Well-being Scale, QWB）(Kaplan和Anderson, 1988)[21]；（8）健康因子，即利用因子分析法从不同的单维健康指标中提取出健康因子（魏众，2004）。自我评价的一般健康状况变量是离散的，只有几个等级，无法反映相同自我健康评价等级内的其它健康信息。对自我一般健康状况评价“很好”的居民，在自我报告的疾病、BMI和营养摄入量等其它健康指标上很可能存在异质性。因此，尽管单独使用自我评价的一般健康状况可以反映不同等级的自我健康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