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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检举制度的变迁及完善路径 　　摘要 作为宪法权利的公民检举权承载着重要的宪治功能，但其实现却遭遇层层诘难。据此，以公民检举权的实现作为问题的切入点，探寻我国检举制度的历史演变，检举制度逐步从政治运动的躯壳脱离出来走向法治化的轨道。然而囿于对检举权理论基础认识不清，检举制度的设置背离了检举权应有的宪治意涵，误入工具主义的窠臼，致使公民检举权保障制度严重缺失。在考量检举权制度的完善路径时，应重新认识检举权的宪治价值，实现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的指引，呼唤公民作为行使检举权的主体性地位的回归。 　　关键词 检举权 宪法权利 权利实现 　　中图分类号 D911.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5）02-0036-07 　　宪法是人民权利的神圣保障书。宪法权利是“作为对政治合法性的支配性原则的一项挑战而进入的”，宪法权利所调整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所对应的是强大的国家权力。宪法权利一方面展现的是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根本性权利。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国家负有保障公民宪法权利之义务。国家权力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源于公民的授予。宪法是处理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契约。在这一纸契约中，公民不仅要求将先于国家存在的人权记载于宪法当中，还要求获得监督国家权力的公民权利。唯有如此，公民方能通过权利制约权力，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里，防止权力滥用而不至于公民个人的权利领地被强大的国家权力所侵蚀。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主权在民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公权力的行使者必须受公民的监督，其中便包括宪法第41条所规定的公民检举权。 　　公民检举权的实现对于预防和打击公权力腐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诸多案例表明腐败往往伴随着官员长久的政治生涯，然而现实中官员腐败却鲜有及时受到查处的。这种现象不仅意味着公权力监督的缺位，也意味着权利监督的缺位，即见证官员腐败的知情人鲜有行使检举权或检举之后没有成效。《中国青年报》的调查结果即映证了这一点，86.8%的受访公民认为，举报没有成效和遭遇打击报复是挫伤举报人积极性的最重要的因素。据公开资料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评出的10个反腐名人，其中9人都遭到打击报复。很多举报得不到有效回应，甚至经过层层转批后回到被举报单位，出现被举报人拿着举报信找举报人谈话的尴尬局面。”实践表明，公民检举权的实现渠道严重淤塞，由此加剧了肆无忌惮的公权力腐败与孱弱无能的监督机制的悬殊对比；而诉诸干部个人的道德约束的内在反腐机制显然难以发挥作用，由此只会陷入愈发严重的腐败怪圈中。就此而言，关注作为宪法性权利的公民检举权的有效实现，对于破解腐败怪圈具有一定的意义。尽管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但却能从外部有力地撬开顽固的腐败病灶的边缘，从而使有关腐败问题得到放大和聚焦，并推动反腐机制的改革。这是因为自下而上的公民力量的推动使得公民权利逐步凝结成社会权力，从而对公权力产生有效的制约。基于此，本文试图以公民检举权的实现作为问题的切入点，在考察中国检举制度的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分析现行柃举制度存在的不足，并从权利实现的理论层面上提出完善的解决路径。 　　一、中国检举制度的历史演变：去政治化的过程 　　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之下的行政监察体系较为完备，而民监官制度则难成气候，只作为天子对下属各级行政官僚进行控制和掌握舆情的辅助手段，弥补行政监察制度的不足。封建统治者主要通过民间采风、鼓励百姓上书告诉、设置非常诉讼制度与民申冤以及遣派官员出巡考察等方式来了解民情，间接达到民监官的目的。从西周的肺石演变到历朝各代的登闻鼓、邀车驾、鸣冤击鼓、拦轿告御状成为古代民众检举的主要实现方式。然而，这些实现方式终归作用有限，比如邀车驾的制度依赖于皇帝出巡的偶然时机，登闻鼓的制度则受制于登闻鼓主管官员的清廉程度。并且，这些制度并非专门为民众进行检举而设置的，而是附属于古代直诉制度当中，其主要目的在于使天子和上级官僚掌握舆情，便于控制下级官僚。这从古代对于告御状的申诉者的处罚中可窥一斑。明朝宣宗时，告“御状”者往往必须先经过“滚铁钉”等考验。清朝有规定：“车驾出郊外行幸有申诉者，照冲突仪仗律拟断。”“冲突仪仗而又申诉不实，绞。”重刑的处罚表明统治者并无意广开言路，检举并不是古代民众享有的权利，这些制度也不过是附庸于封建的中央集权体制之中，与现代的检举制度存在本质的区别。 　　现代检举制度的渊源可追溯至俄国的十月革命及国家监察制度。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要求“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摧毁所有按官僚方式组织起来的政治权力，对现存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群众监督――“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1919年5月，苏俄在监察部下设立中央控告检查局，受理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