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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在意大利的传播和意大利语外译问题研究 　　意大利作为欧洲四大经济体之一，自1970年与我国建交以来，中意两国关系一直保持良好态势，2004年全面开启战略伙伴关系。随着中意两国关系的日益深化，两国在文化领域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产品，在意大利的有效传播不仅将促进中意文化的交流，还有利于我国在意大利乃至欧洲塑造国家形象与民族形象。从近几年中国电影境外票房来看，尽管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1]，但包含意大利在内的欧洲仍是海外票房来源的重要区域。中国电影（包括大陆、港台地区的所有华语电影）在面向意大利传播过程中，字幕翻译无疑是影响其能否成功进入意大利市场的一个重要环节。优秀的字幕翻译不仅需要处理汉意语言转换问题，还需解决语言背后的中意文化差异，有效应对“文化折扣”。[2]本文在介绍中国电影在意大利传播总体情况后，将从中国电影意大利语外译问题入手，通?^比较汉意语言差异，结合电影翻译原则，探讨如何在电影翻译过程中解决语言、文化差异问题，以便让意大利观众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中国影片，促进中国电影在意大利的传播。 　　一、 中国电影在意大利的传播 　　（一）中国电影在意大利的学术及专业研究 　　欧美最早对中国电影的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正如学者介绍：“中国电影的海外研究历经久远，从可查询到的第一部英语学界中国电影研究专著刘艾伦（Alan P. Liu）所撰《共产主义下中国电影工业》至今，其研究历程整整走过了半个世纪。”[3]最早的研究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整体的相关著作寥寥无几。而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开篇研究中却活跃着意大利电影人的作品。意大利依托历时悠久的国际电影节，发表了在西方华语电影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两部电影节刊物，一部是在第14届国际新电影节期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电影与表演》（法诺，1978），另一部是在都灵国际电影节出版的《电影：中国电影论文与研究》（伊雷诺，1982）。这些先前的研究既有涉及中国电影史、中国电影发展的概述性研究，也有从社会文化外部因素来解读中国电影创作的专题性文章。可以说，这两部开山之作足以凸显意大利电影人对中国电影的重视和学术研究兴趣。尽管从数量来看，意大利对中国电影的研究贡献不及法国和英美等西方国家；但从质量来讲，这些著作或文章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电影，特别是中国电影在欧洲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意大利，进行中国电影研究的专业人士主要包括电影策展人、电影评论家、电影学教授和东方学教授。进入21世纪，他们的中国电影研究更是可圈可点，将东方电影研究、中国电影研究带入了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是从两个角度作为研究方向：一是将中国电影置身于亚洲电影大背景，关注包含大陆和港台影片在内的所有中国电影在不同时期的演变，代表作如由欧洲东方电影研究权威达里奥?托马斯（Dario Tomasi）教授和意大利著名电影学者马克?德?伽杉（Marco dalla Gassa）撰写的《远东电影研究―80年代至今》（都灵，2010）；二是选择香港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研究专题，重点关注其发展变化和主体特色，如由影评人安东尼奥?纳扎罗（G. A. Nazzarro）和 安德雷?塔列科佐（A. Tagliacozzo）合著的《香港电影字典1979-2004》（科也迪， 2005）。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专业电影杂志，如《Ciak》《Sentieri Selvaggi》《Non solo cinema》等期刊也会刊登在意举办的中国电影讯息和研究，它们不仅向意大利电影爱好者提供了了解中国电影的窗口，也为意大利的“中国迷”们增添了原汁原味的电影文化元素。 　　（二）中国电影走近意大利民众 　　意大利民众接触的最早的一批中国电影主要是香港的功夫片。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以李小龙、成龙为“功夫王”的香港电影如《唐山大兄》《死亡游戏》向意大利民众传达了东方武术文化和对抗观念，深得意大利民众喜爱。而早期的台湾电影以杨德昌和侯孝贤两位电影大师的作品为主，正如达里奥?托马斯（Dario Tomasi）在《亚洲电影》所介绍：“这两位可谓是开辟台湾新电影的鼻祖。前者关注都市的资产阶级，后者对农村生活和台湾的历史变迁发展更感兴趣。”[4]他们的代表作为中国电影在意大利的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侯孝贤凭借《悲情城市》荣获第4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成为第一位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华人获奖者。国产电影在意大利的发行以张艺谋导演执导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为里程碑，该片荣获1991年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银狮奖，至今仍是意大利民众最为熟悉的经典中国电影之一。不难看出，20世纪之前中国电影主要是在意大利颇具份量的电影节上鲜有亮相，并未真正走向意大利市场。2002年，随着张艺谋导演的商业大片《英雄》在意大利电影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