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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虚拟社会管理的阙如及其进路 　　[摘要]虚拟社会有技术性的一面，更有社会性的一面，如没有对其具有针对性的管理体系，风险和危害在所难免。在当下中国虚拟社会管理中，诸如网络谣言时有滋生、网络暴力泛滥成灾、网络色情屡禁不止、网络广告良莠不齐、网络犯罪愈演愈烈以及网络群体性事件危机四伏等显而易见。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一样，在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也承担着重大社会责任，大力引导网络舆论势所必然。从来没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媒体，政府作为权威主体，适时规范网络行为，有利于创造一个放心、安全、健康的网络文化发展环境。精心培育网络文化是满足广大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的必然，是虚拟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之道。我们应注重协同治理，从构建技术支撑平台、完善管理体系和优化用户意识等方面寻求破解之道。 　　[关键词]虚拟社会；虚拟社会管理；网络舆论引导；网络行为规范；网络文化培育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5）02-0082-08 　　虚拟社会是一种技术的创造物，更是一种社会性的创造物。互联网把分布于世界各地不同结构的较小计算机网络（子网）及每个子网中连接着的计算机（主机）用各种传输介质互相连接起来，由此形成以“比特”为基本构成单位的新型空间――赛博空间（Cyberspace），基于这一活动平台，人们摆脱了物质的“原子”世界进入“数字”的“比特”世界。与此同时，人口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等构成现实社会的各类基本属性在赛博空间得到不断充实和丰富。于是，规模化的网络群体以及各种社会功能的丰富和实现作为两个关键要素构成虚拟社会。 　　基于技术的一面，虚拟社会表现出跨时空互动性（开放性、兼容性）、信息共享、可再现、匿名性等特性。基于社会的一面，虚拟社会更多表现出的是现实社会的拘囿借助技术手段的解脱，如自由性（张扬个性）、去中心化等特性。结合中国实际，由于传统政治方式习惯于不公开和不透明，政治过程缺少公众的政治参与，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形成信息不对称，公民知情权的不足直接造成监督权的缺损等，虚拟社会的迅速发展从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传统政治方式和政治过程的隐秘性和封闭性，因而公众在虚拟社会可以获得从未有过的知情幅度，也享受到从未有过的表达快乐。然而，虚拟社会是现实社会的“隐喻”，其中的肆意狂欢带来的危害必然由现实社会付出代价。由之，虚拟社会的管理问题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这应该是中国政府下一步虚拟社会管理的总要求。 　　一、当前中国虚拟社会管理的阙如 　　由于其他参与渠道不够通畅，互联网或手机正在成为中国公民参与的日常渠道，变得越来越重要。换句话说，互联网作为中国式民主建设的新通道，为满足公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供了广阔渠道。但是，在看到这些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到虚拟社会的特殊性，特别是其高技术背景的特点，如果没有形成一套有针对性的管理体系，网络表达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带来的风险和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网络谣言时有滋生 　　“无从证实的新闻、流言、诽谤、假情报、天花乱坠的诺言，因特网的用户有能力在几分钟内传播上万条错误信息，并在同一过程中不断增加一些虚构的情节。”此外，功利化的行为导向在助推网络泛娱乐化的同时，也容易导致网络信息失真、价值迷失的不确定性后果。尽管中国各级政府、社会团体、传媒机构等组织从预警监控、制度规避等层面阻击谣言的滋生，但面临谣言突发公共事件时，小道消息甚至是虚假言论仍在网上大行其道。 　　网络谣言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一是可能造成全社会的恐慌和不安情绪，引发群体事件，带来社会不稳定。如抢购板蓝根就一度导致市场失序。二是可能导致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网络谣言传播的随意性、交互性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严峻考验着各级政府的应对能力，稍有不慎，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就会受损。 　　（二）网络暴力泛滥成灾 　　从表现形式看，网络暴力表现为言语攻击、形象恶搞、隐私披露等。从实际后果看，网络暴力以人格权益为行为客体，都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并往往兼具实在的暴力元素，可能导致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益受损。同时，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网络交往的即时性、交互性和广泛性等特点，其影响范围和危害深度往往令人难料。从实施过程看，网络暴力的主体不确定，可能仅是网络空间里集聚着的非组织化、陌生化的群体。这种“去身份化”极易造成主导舆论的力量不是地位、知识及理性思考，而是舆论声势、价值立场等非理性因素。加之网络信息编辑技术的快速发展，任何掌握网络技术的行为主体都可以轻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