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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政策支出的筹资模式收入结构的公平程度与激励效应 　　摘要：中国的公共财政正在发生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结构性转型，即社会支出的水平大幅度提高，这意味着一个福利国家正在中国兴起。在世界各国，社会支出的资金主要来源包括一般税收和社会保险缴费，其中社会保险缴费在中国的社会支出中占据相当大的份额。仅从收入结构或筹资模式上看，中国福利国家接近于“法团主义模式”，即社会保险在社会支出中的比重相对较高。作为福利筹资与给付的一种重要模式，社会保险本身固有的一些公平与效率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如参保者与非参保者的社会保障差别巨大且企业缴费负担沉重等。而且，由于细节性制度设计不当，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还存在着不少额外的不公平与负激励问题，使之未能产生良好的再分配与风险分摊效应。中国福利国家的治理变革，亟待学界针对包括福利体制的诸多制度性问题在内的“社会大转型”展开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社会支出；一般税收；社会保险缴费；非商品化；公平；激励；社会大转型；福利国家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2-0008-10 　　一、导言：中国公共财政的结构性转型 　　国际公共财政和社会政策的研究中，公共财政在民生或社会领域的支出总额被称为“社会支出”（social spending）。一个国家社会支出的水平，从一个侧面体现出该国社会民生事业的发展境况，而社会支出的结构则折射出该国政府的施政理念。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支出的水平一直偏低，公共财政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支出有所不足，成为中国财政体制中一个历史悠久的结构性缺陷。①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格局自2006年以来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中国社会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及其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的份额都大幅度提高。②事实上，中国公共财政正在发生一个前所未有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结构性转型，这是中国政府的发展战略自2003年以来从单方面注重经济增长转向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实际结果。③ 　　作为中国公共财政结构性转型的一个重要结果，一个福利国家正在中国兴起。④更准确地说，中国正在重建一个福利国家，因为市场转型之前的社会主义福利体制本身也是一种类型的福利国家，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就扮演着社会安全网的角色。⑤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不仅发生着市场机制深化的经济大转型，而且也正在发生着一场以福利体制变革为核心的社会大转型。然而，与有关经济大转型的研究相比，有关社会大转型以及社会大转型与经济大转型的关系，学术界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福利国家”一词，只是刻画了政府（the state）所行使的一个重要职能，即政府在包括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广义社会福利的筹资和提供方面愈加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并非指一个国家（country）达到了很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即所谓的“高福利国家”。事实上，众多国际文献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国家。⑥即使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很多文献，也基本上是在同样的意义上使用“福利国家”一词。由于英文中state与country两个词的含义本身有别，因此将行使福利提供职能的国家与达成高福利水平的国家混为一谈的现象，在国际文献中不大可能出现。说明这一点并不仅仅是为了澄清词语的含义，其更加重要的意义在于，对中国福利国家亟待开展的研究，与中国是否能够以及是否应该建成一个类似瑞典或希腊那样的高福利国家没有关联。在有关中国福利国家的研究中，“福利国家养懒汉”这一极为流行的伪命题本不值得登堂入室，而真正的问题是何种福利体制会对福利申领者或受益人产生何种激励和再分配效应。 　　社会支出水平的提高，归根结底来源于公共财政收入的提高。任何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提高，均涉及到各种财政增收的方式，而不同财政收入方式的选择，本身就是福利体制的一种制度性因素，对于相应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社会支出筹资模式（或收入结构）的差异，自然会影响社会政策的公平与效率，尤其是再分配和激励效应。因此，对社会支出收入结构的进一步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正在兴起的中国福利国家的某些运行特征，并对中国福利国家的治理变革之道有更深入的理解。 　　二、社会支出筹资结构的公平与效率：文献回顾 　　一般而言，社会支出的筹资模式无非有四大类：（1）税收，既可以是政府总收入（即一般税收）的一部分，也可以是专用特种税收（如房地产税之类）；（2）社会保险缴费，一般由雇主和/或雇员缴纳；（3）政府投资收入；（4）非税收入，例如现金支付（即行政性收费）和其他收入（如彩票收入等）。这其中在绝大多数国家，一般税收（主要来自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缴费是社会支出的两大主要收入来源。⑦ 　　社会支出的筹资结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收入来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