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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探析 　　【摘要】由于与西方在历史文化、思维方式、地理环境、社会制度、资源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中国的社会治理面临着特殊而复杂的国情，其治理难度举世罕见。目前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探索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借用古代智慧、借用现代技术、改革政府等几个方面着手。 　　【关键词】社会转型 社会治理 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5.24.004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传统的治国理政方式已难以适应社会的剧烈变化，由注重“管理”转向“治理”成为执政党的必然选择。然而，由于我国的社会治理面临着迥异于西方的特殊而复杂的国情，就要求执政党必须探索一种适合本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转型时期注重社会治理成为执政党的必然选择 　　“治理”与“管理”，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有很大区别。其一，“治理”改变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管理”覆盖面广，统管一切。“治理”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主要负责宏观调控、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其二是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传统社会的“管理”，主体单一，主要是指党和政府。“治理”的主体除党和政府外，还包括社会组织、社区公民等各种社会力量，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共同发挥作用。其三是社会治理方式的多样化。传统社会的“管理”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带有强制性，而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双向互动，主张尽量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这就表明，“管理”的主体主要是党和政府，是一元主体，方式是人治。“治理”的主体除了党和政府，还包括社会组织、企业组织乃至个人，主体多元化、方式法治化。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注重的是“管理”而非“治理”。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进入转型时期，执政党也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社会治理的问题。我国社会的转型，主要表现为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由乡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由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由人治社会转向法治社会。当前，更是出现了“三期叠加”的新情况：其一是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其二是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其三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社会的加速转型使以单位为基础的政府包办型社会管理体制被逐步打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由单位人变为了社会人，社会有越来越多自由流动的资源，社会成员有越来越多自由活动的空间。社会成员的自主性和选择性越来越强，要求当家作主和自我管理的意识也越来越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再沿用“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已经很难搞好社会建设，必须用“治理”的理念和方式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地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写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在治国理政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 　　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着特殊而复杂的国情 　　注重“治理”而非“管理”，是现代化国家的普遍要求。然而，由于中国的国情不同，又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因而面临着迥异于西方的复杂问题，其治理的难度是举世罕见的。 　　历史文化不同。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世界上最成熟的社会管理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更是影响深远。自从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之后，以儒学思想为主，兼收并蓄其他学派中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一直成为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经过不断改造后的儒学，给广大人民加上了沉重的镣铐，成为统治阶级剥削人民的理论根据，致使广大民众没有自信，只相信权威的观念根深蒂固。虽然新中国成立已有六十多年，改革开放已进行了三十多年，但封建思想的残余仍有较大的市场。比如，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少的党员干部还存在着特权思想，官僚主义还较为盛行。一些党员干部官本位意识严重，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严重脱离群众，淡化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有的党员干部存在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一言堂”的现象，造成决策失误，影响群众积极性的调动发挥。有的党员干部大搞权钱交易，买官卖官，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拉帮结派；有的党员干部认同权大于法、以人治代替法治，扰乱了社会政治生活秩序，如此等等。欧洲虽然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文艺复兴运动把知识活动看成是热情洋溢的社会活动，同时充分地肯定了人的价值，重视人性，从而有力地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