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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城镇转型的依据内涵及模式 　　 　　 　　 　　 　　[摘 要]乡村-城镇转型是工业化中后期必然形成的一种新型城镇化模式，其内涵是人口结构的转化，经济结构的转变，空间地域结构的转变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实质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镇型转变，表现为城镇生活方式的扩散和普及，城镇文明向乡村广泛渗透的过程。乡村－城镇转型模式可分为市场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乡村地区转型模式、集镇转型模式、城市边缘区转型模式以及农业发展型、市场拉动型、现代工业催生型、旅游开发型和城市辐射型。 　　 [关键词]乡村－城镇转型；城镇化；内涵；模式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3007905 　　 　　 城镇化是人口和资源在城乡空间上重新布局的一个永恒的过程。城镇化可以是工业革命以来乡村人口向城市核心区集聚的经典模式，也可以是后工业化以来农村人口向乡村中心居民点集聚的后现代模式[1]（P126）,当前从整体上看，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城乡发展失衡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因此，对中国城镇化问题的研究不仅要继续着眼于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变化问题，而且也要注重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发展问题。 　　 　　一、乡村－城镇转型的科学依据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认为，城乡对立实则是受早期工业化条件的限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产生的一种城镇化恶果。在这种城镇化发展中，各种有效生产要素和良好发展条件都向城市集中，同时使农村经济社会极度衰败，变成与城市完全相反的另一种世界。所以，“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表现在社会形态上，就是“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2]（P104），分别成为“两个不同的阶级”[2](P243)。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强调，作为革命目标性的未来社会的城乡关系，一定要消除这种长期形成的城乡对立。到那时“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3](P57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2](P294)。因此，消灭城乡对立、实现城乡一体化，“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2](P243)。每个人都成为“全新的人”、“全面发展的人”、“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4](P223224)，这属于“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5]（P12）的整体性、本质性变化，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者是从共产主义理想观出发看待城乡关系的变化的。同样，与共产主义理想观的客观规律性相统一，他们关于城乡关系的分析，也在历史的客观趋势中揭示了城镇化变革的规律性，并告诉人们这种规律与革命进程的高度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英明预见，为我们关于城镇化模式创新的探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从实践的进程看，与马克思主义的预见相一致，国际城镇化从城乡关系变化的特征去分析，大体也经历了“城市瓦解乡村”（工业化早期）——“城市反哺乡村”（工业化中期）——“乡村-城镇转型”（工业化后期）三个阶段性模式的变革。特别是第三阶段模式，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事实上具有现代意义的城乡一体化的特征。权威性的国际考察证明,发达工业化国家城镇化率在达到50%以后，其有关乡村建设的政策变化，可以分为5个“里程碑”式的演变，而最后（第5阶段）即进入“城镇区域化阶段”。“事实上，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城镇正在进入一个区域化的阶段”，这属于“后现代城市的特征。”[1](P144)依据这个权威考察和其他一些相关的研究可以发现，这种“城镇区域化”的“后现代城市”大体可以归结为五个特点。第一，城乡基础设施条件实现一体化，城市中享有的各种设施条件，在普通的农村都可以享有，包括家庭污水处理、村庄游泳池、湿地花园等近乎奢侈的设施，在农村都一应尽有。更重要的是农村已很好地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酷似自给自足的‘桃花源’，但是，那是一个现代技术下的‘桃花源’。他们否定了现代化的弊端，接受了‘桃花源’天人合一的自然观”[1](P144)。第二，在城镇化道路上都经历过“城市病”困扰，然后都采取了由集中到分散，由重点发展大城市到重点发展郊区、卫星城市和小城镇，由忽视农村建设到强调“城乡等值”和“城乡均衡”的调整和转变，并且开始了一条城镇化的新路径。“二战后50年，老欧盟的城镇化主流方向是原先的乡村人口就地改变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人口不一定是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