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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的一个分析界面农民家庭收入结构 　　现今中国农村人口流动频率高、比重大、范围广，使得“农民收入结构”调查难以规范进行，而本文通过实地调查江西省G、Y两地农户收入，结果显示与官方数据差异较大，暴露出现行调查统计整体方案不当，笔者认为有必要以“家庭”为分析单位来获取更具有实证意义的“农民家庭收入结构”数据。从学理上说，“农民家庭收入结构”本身就是乡村多种社会元素的一个综合性分析界面，各地设定一套既保留本区域特点又接轨于全国汇总数据的项目构成有可行性，借此亦可拓宽社会学、经济学关于“农民”群体分化、收入分配政策等问题的考察空间。本文基于新近概率抽样调查实例，扼要示范了这种界面分析的主要步骤。这里的界面分析结果则明显提示在促进农民家庭增收的政策调控方向上仍应以市场手段为主。 　　[关键词]农民家庭；收入结构；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收入分配政策 　　[中图分类号]F2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03-0065-08 　　杨 达(1959―)，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江西南昌 330077) 　　 　　“收入结构”起初是一个宏观经济学概念，专指财政收入结构，它包含财政收入的项目结构、所有制结构、部门结构和地区结构等子概念。20世纪中叶新消费理论、现代企业理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理论轮番兴起，渐次给该概念注入新含义，使之广泛用于微观经济学和社会统计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实行农村改革，90年代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农民收入多元化，衍生出颇带中国特色的“农民收入结构”概念①，被各级政府频频用以描述“三农”演变。 　　然而，“农民收入结构”始终有个统计对象的问题。国际学术界关于何谓“农民”的论战时逾半个世纪，迄今仍无定论。“中国农民”也不过是自1958年以来“农业户籍”者的代名词②。经过30余年改革开放历程，这个庞大的群体已经发生某些分化，其中一部分人早已不是地地道道的农业劳动者。“农民收入结构”以所有的“农业户籍”者为统计对象，越来越难以如实反映真正依赖农业为生的人口数量及其收入变化。 　　即便是在笼统划分“乡村”与“城镇”的地域意义上，“农民收入结构”数据受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显著影响，各级政府统计部门根本无从对本地外出乡民做精确的收入调查。著名学者蔡?先生就质疑道:“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统计数据存在很大缺陷，人口流动所造成的新的农民收入增加部分实际上被丢失了，因而很难判断‘城乡差距扩大或缩小’”③。 　　为此，笔者提出用“农民家庭收入结构”取代“农民收入结构”，即把农民收入的分析单位普遍调整为“农民家庭”。政府统计部门至少应在原始数据收集阶段使用“农民家庭收入结构”概念，在调查数据汇总阶段才用“农民收入结构”作为“农民家庭收入结构”的简称，以使当今中国乡村的社会学研究获得一个重要的实证分析界面。 　　 　　一、“农民收入结构”的数据缺陷由来 　　 　　“农民收入结构”数据主要来自乡镇一级的定期分类统计报表。一个乡镇通常只有一个专职统计人员，光是制作报表就离不开办公室了，因此，调查必须依靠其他乡村干部协助。报表按各个村小组划分，基本统计单位均为农民个体，缺乏农户对应关系。报表中数字多半为乡村干部的估计值，属于他们脑子里转换出来的二手资料，故汇总数据纳入较多“调查员误差”，如外出劳力收入常被低估。笔者曾于2005年、2008年在江西省G、Y两地开展农村入户调查，所获普通村庄的户人均收入数据大大超过统计年鉴上的当地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见表1)，因此，笔者高度支持蔡?先生关于许多农民外出收入没能进入政府统计数据的说法。 　　官方“农民收入结构”数据的失真，表面上看缘于农村劳动力流动比重高、去向广、幅度大、变化快，统计部门的调查人员找不到离村未归的村民。但往深层追究，这一数据缺陷暴露的是现行调查统计整体方案不当。 　　事实上，现在仍有一些乡村干部不嫌赘烦，反复通过个别农户的留村成员了解其外出劳力情况，获得了离村者的真实收入信息。只是他们时间和精力有限，无法用这种方法覆盖全乡镇。这说明，如果采取恰当的家庭调查方案，是可以掌握外出农民收入状况的。 　　或许有人认为，那就在现行整体方案下，让我们的调查人员都去做入户调查吧。这也回避了问题的要害，因为入户调查既可做个体调查，也可做家庭调查，二者的基本分析单位是不同的。理论上，所有农民个体都可归入一个个农户里面，也就都可被家庭调查所涵盖。个体调查不能取代家庭调查，家庭调查则可兼容个体调查。基本分析单位不同，其整体方案在问卷设计、调查员培训、数据质证核查等环节的技术要求就明显不同，随之在程序设计和经费预算等方面也很不相同。强行用个体调查方案做家庭调查，其操作过程势必欠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