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术后镇痛方法对肺癌患者IL―2IFN―γ影响.docVIP

两种术后镇痛方法对肺癌患者IL―2、IFN―γ的影响 　　摘要：目的：观察两种术后镇痛方法对肺癌患者IL-2、IFN-γ的影响。方法：以镇痛方式不同将患者随机分配为自控硬膜外镇痛组和自控静脉镇痛组。结果： 术后两小时两组患者体内IFN-γ和Th1型细胞因子IL-2显著下降，I组下降更明显，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 结论：采取硬膜外自控镇痛措施与静脉自控镇痛相比，对肺癌根治术患者的效果更佳。 　　关键词： 静脉镇痛；硬膜外镇痛；细胞免疫；IL-2；IFN-γ； 　　根据既往研究显示， 细胞免疫功能紊乱在恶心肿瘤患者术前有所体现，CD8+T细胞增高、外周血CD4+T细胞减少及CD4+/CD8+比值下降或倒置是其典型代表，同时体内还出现NK细胞活性降低和Th1/ Th2极化异常[1～3]。手术过程中的疼痛会产生自身过度应激，抑制患者免疫功能，出现术后感染和术中肿瘤细胞微栓脱落，对术后康复和存活率都有不利影响[4～5]。因此，术后止痛的及时有效对肺癌患者的临床康复有重要意义。既往研究过程中，我们采用流式细胞仪对患者进行术后止痛，并且观察围术期患者的FN-γ和IL-2细胞因子变化，对细胞免疫、应激和镇痛的关系进行探索，并分析肺癌患者术后硬膜外自控镇痛和静脉自控镇痛两种措施对自身免疫的影响，寻找对细胞免疫影响最小的术后镇痛方法。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 1纳入标准： 　　TNM分期Ⅲa期前的患者，年龄30-65岁之间，男性6例，女性6例。 　　ASAⅠ～Ⅱ级非小细胞肺癌且行肺癌根治术的患者； 　　1.1 2排除标准： 　　小细胞肺癌患者；伴有免疫系统疾病者；用过调节免疫功能药物者；术中大出血及术后严重并发症者；硬膜外阻滞有禁忌者[6～7]。 　　以术后镇痛措施的不同将患者随机分配为自控硬膜外镇痛组和自控静脉镇痛组，两者分别为E组和I组。术前禁食禁欲（8小时），并与当晚服用5mg安定。两组患者在性别、体重、手术时间、身高、病理分型和ASA分级等方面差异性小。 　　1.2 麻醉方法： 　　术前对患者进行常规肌肉注射3mg咪唑安定和0.3mg阿托品。手术室内进行心电图（ECG）、菲利浦多功能生理监护仪监测心率（HR）、脉搏血氧饱和度（SPO2）和无创血压（NBP）监测。深静脉与桡动脉处穿刺并置创动脉压监测。分别用乳酸钠林格液和6%羟乙基淀粉（万汶）配置晶体液和胶体液，晶胶比为1：1，液体用量在10～12ml/?K/h。全麻前对E组患者行T4～5间隙硬膜外穿刺，在患者头部置入4cm硬膜外导管，并保持患者平卧位，进行3ml2%利多卡因试注，导管于硬膜外腔确定后不追加镇痛药。I组患者施以麻醉诱导并财务相当措施维持。I/E呼吸比为1：1.5，潮气量和氧流量分别为10 ml/?K和1L/min。采用0.15mg/?K维库溴铵、0.2～0.3 mg/?K依托咪酯、5～6 ？g/?K芬太尼和0.07mg/?K咪唑安定静脉注射，并行气管插管术，使用Drager麻醉机机械通气。于切皮前追加0.1mg芬太尼，并与术中吸入1～1.5%异氟醚，微量泵泵入0.125～0.2 ？g.?K-1.min-1瑞芬太尼和50～80 ？g.?K-1.min-1丙泊酚，间断性追加维库溴铵保持麻醉效果。 　　1.3 标本采集及检测指标： 　　于麻醉前、术后2小时、术后第1天、第3天、第5天和第七天抽取外周静脉血6ml并置于两个试管内，分别记为T1、T2、T3、T4、T5和T6。1号试管进行肝素抗凝处理，并使用双/三色直接免疫荧光法进行CIK检测；2号试管进行样本Th1型细胞因子IFN-γ和IL-2检测[7]。 　　3 讨 论 　　Th1/ Th2极化是一个复杂过程，多信号、多基因参与，并受细胞因子、基因转录和趋化因子等因素的影响和调控[9～11]。本研究发现，与术前相比，I组患者Th1型细胞因子IL-2和IFN-γ下降显著，在时间上两者存在统计学意义。2小时后，E组患者体内IL-2下降幅度低于I组。由此可知，患者体内Th1型细胞因子I组大于I组，Th1型细胞因子也有此趋势。Th1/ Th2比值下降使Th1/ Th2平衡偏向于Th2方向，不利于抗肿瘤免疫。本实验指出，创伤应激后患者体内产生的皮质醇可能对IL-2与IFN-γ的释放产生抑制作用，并且在术后两小时下降最明显。应激反应PCIA组患者低于PCEA组，并且对Th1/ Th2平衡影响较大。由此可知，术后PCEA镇痛措施优于PCIA镇痛，但与之相关的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 　　镇痛措施能够减少能量损耗，减轻应激反应程度，而应激反应程度与免疫抑制密切相关，应急越小，免疫抑制程度越低，越有益于患者的康复[12]。从理论角度出发，有效阻断疼痛传到通路能够阻断应激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