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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清徽州家谱看女性经济活动及其特点 　　摘 要：明清时期徽州女性在家庭、宗族的经济活动中，均有突出的表现，即便如此，她们在家庭和宗族的的经济地位还是处于劣势。本文以徽州家谱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在层层的枷锁的束缚下，徽州未婚、已婚女性在家庭和家族中的的经济活动及其特点。 　　关键词：明清；徽州；家谱；女性；经济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8-0032-03 　　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社会，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要形态。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礼教对男女进行了严格的分工与定位――“男主外，女主内”。而徽州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男尊女卑思想严重，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整天被束缚在狭小的空间里，操持家务、侍奉丈夫与公婆，社会经济活动无从谈起。《休宁县志》记载：“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家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朱熹理学对徽州思想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存天理，灭人欲”、“夫为妻纲”等严重束缚着女性的手脚，其家庭和社会的地位下降到中国妇女史的最低点。在此条件下，徽州女性在家族和家庭的经济活动却不容忽视，且贡献甚大。 　　一、徽州未婚女性的家庭经济活动 　　在徽州的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思想?乐兀?如果出生的是女孩，在7岁之前尚有自由活动的空间，7岁之后，女孩活动范围就受到限制。《礼记》：“七年，男女不共席，不同食。”上层社会的未婚女性，虽然摆脱不了沦为男人的附庸的事实，但仍有一定的权力。在出嫁前，居住在二进以上的阁楼上，是不能轻易下楼的，整天呆在秀房内学习女红或者琴棋书画。朱熹《家礼》曰：“六岁开始女子要练习初步的女红。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女子也要诵习《孝经》、《论语》。八岁，女子不出中门。九岁，女子要知晓《论语》、《孝经》、《列女传》、《女诫》。十岁，女子要从德、言、容、功四个方面接受更高级的教育。”女红包括了纺织、缝纫和刺绣等，一向被视为女性的专属工作，这也就被赋予了经济层面的意义。而上层社会女性的主要任务是女子教育，而不是为了维持家计，她们完全依附于家庭，是对家庭经济毫无贡献的古代女性的的典型代表。与此相反的是普通家庭的未出阁女性，从懂事起，便要学习女红，为家庭耕织经济出力，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明朝实施一条鞭法之前，赋税要交纳绢、布等实物，承担此项任务的便是家庭女性。明朝后期，商品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纺织品除开交纳赋税外，还可以到市场出售，以补贴家用。徽州宗族要求男子以士、农、工、商为本业，而女性只能以宗族和家庭为依托，除纺织外，还要干粗重的农活，“以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就是对女性对家庭经济贡献的肯定。 　　二、徽州已婚女性的家庭经济活动 　　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是联系家庭成员关系的纽带，家庭成员有义务为维护家庭而努力。在徽州家庭中，男子选择士、农、工、商为家庭更好的前景而努力时，徽州妇女也通过自己的经济活动为家庭做贡献。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族中子弟职业控制很严，读书入仕为第一要务，其次是务农，最后是经商。徽州宗族子弟入仕当官者众多，对此，王世贞说：“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积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在男子常年在外的情况下，维持家计就成为女性的责任。首先，丈夫长期在外，家中经济困难，徽州妇女都是凭借辛勤劳作补贴家用，靠自己养活家人：“初年，家常不足，孺人不辞劳苦，穷日纺绩，百计以成家。”[1]对此，《太函集》也记载：“定之学儒不成，去而学贾，母摄门内事，日具甘毳奉舅姑。”[2]从中可以看出，徽州妇女为外出的丈夫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后方。其次，辅助丈夫主持家政。明清时期，徽州在外宦游和经商的男子，因常年离家，主持家政就落到妇女肩上。“孺人名英，郑村郑荣公女也。容端庄，性和顺，有才能。既归万五公，虽遭乱世，孺人相之，经理阃内，委屈周旋，咸称公意。负子避难，毫无失所。乱既平，收遗产，辅公训子，力农居积致富。”（《新安大阜吕氏宗谱》卷五）从中可以看出，郑氏虽处乱世，仍能把家里经理的妥妥帖帖，不仅帮助丈夫管理家产，且教育儿女，堪称贤妻。士元公夫人阎氏更是贤内助：“方其始事士元公，而士元公圭璋追琢，粹德润身，虽其天性自然。夫人相之，壶范闺仪，家政截然，内言不出于?y，悃素自持，俾无内顾忧，夫人之功居多。”女性独自承担起家庭重担，维护了家庭的稳定。第三，替丈夫侍养父母，孝顺公婆：“明代中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徽州宗族子弟从商者大量增加，形成一种经商的社会风尚。”这时候商人多游贾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