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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救济走向防范 　　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中国工作压力的现状及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GDP以年均8%以上的增长率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所带来的国家政策调整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全社会都处于一个复杂而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些变化给身处社会中的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2009年，雷格斯公司进行的一项针对来自 13 个国家、超过11000 家企业的全球调查显示，在中国，高达86%的员工表示压力过大，这个数字远远高于世界平均的48%[1]。2012年这家调查机构对全球范围内8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6万名职场人士进行调查，发现3/4的中国内地上班族认为自己承受的压力比去年更高了，这个比例位列全球第一[2]。 　　1.加班成为常态 　　导致工作压力过大的原因，同时也是表现形式之一，是超负荷的工作，也就是过重劳动。尤其对于企业员工而言，加班加点已经成为常态。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低廉的劳动力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主力。制造业加工中工人们从事的工作单一而重复，通过长时间和高强度的劳动来创造微薄的利润。2010年富士康事件中的员工出现每月高达140小时的连续加班[3]。白领阶层的形势也不乐观，据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80%以上的企业存在员工经常加班的现象[4]。据光明网报道，一个随机对100名分属于20个行业的“80后上班族”进行的调查显示，60%的人“经常加班”，10%的人“偶尔加班”；加班者中月平均加班超过20个小时的比例多达65%，而调查对象中有逾七成人认为自己处于“过劳”的状态，只有17%的人明确表示自己现在没有“过劳”问题[5]。2006年，新浪网发起的“国内职业压力状况调查”吸引了3144名参与者，调查显示，约有73%的人每周都在加班，认为自己的工作压力“很大”和“比较大”的人数占总数的809%，而由此引发的对于“目前的工作状态您可以接受吗？”这个问题，回答“已经接近极限”的占到了267%，“勉强可以接受”的占478% 　　资料来源：新浪网， http：//surveynewssinacomcn/voteresultphp？pid=13046。华为公司甚至将加班上升为一种“床垫文化”。 　　2.劳动者健康状况的恶化 　　过大的工作压力带来的是健康状况的恶化。2010年3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公务员群体和城市白领人群展开健康调查。调查显示，889%的人认为自己处在或接近“过劳”状态，越来越多的人出现疲劳、焦虑、失眠、健忘、肩颈不适、胃肠疾病、脱发、性欲减退等症状，533%的人对自己的身心状况感到“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sh/news/2010/04-22/2240891shtml。 　　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的调查显示，目前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患精神障碍疾病，其中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的抑郁症和焦虑症人数急剧上升，如今，抑郁症困扰着中国2600万人；《柳叶刀》预计，中国患抑郁障碍的人群，有可能达到6100万，且绝大多数从未就诊[6]。虽然抑郁症的病因很复杂，但压力过大且持续得不到排解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3.工作压力极端负面情况的出现 　　由于工作压力而导致的亚健康、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疾病迅速蔓延，过劳死及过劳自杀案例迅速上升。目前中国的自杀人数排在世界首位。据估计，中国每年有11万左右的自杀者，多处于15～34岁，其中近一半是精神健全者[7]。2006～2007年华为公司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以及2010年深圳富士康公司员工的“14连跳”事件将这一问题推向高潮：高强度的工作、持续性的加班对员工的身心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年青的生命就这么简简单单地陨落了。 　　由此可见，我国目前劳动者的工作压力和过重劳动问题十分严峻，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管控。然而由于工作压力问题研究在我国尚属一个较新的领域，从政府到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经验都十分不足，这导致我国目前的工作压力管理中存在着以下一系列亟待改进的问题。 　　首先是因工作压力而受到身心侵害的劳动者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济。在法律严格侵权因果链条的约束下，员工及其家属很难证明员工遭受的身心侵害与工作压力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我国目前的《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职业病防治法》仅对加班薪酬进行了规范，而对超负荷劳动引起的“过劳死”却未作出明确的判定及赔偿规定。这也导致当发生类似问题时员工及家属出现“欲诉无门”的现象。 　　其次是企业在员工出现身心健康问题引起的过激事件后，往往将重点放在对外的“媒体公关”上。比如深圳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