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中国对外传播性质特征与意义.docVIP

二战时期中国的对外传播性质、特征与意义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宣传理念的“革新”与说服性传播活动的大规模展开，既是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传播现象，也是具有军事意义的文化政治现象。 　　性质 　　毛泽东在1939年的《关于国际新形势对记者的谈话》中就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他指出：“在欧洲方面，德意帝国主义集团和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为了争夺对殖民地人民统治权的帝国主义大战，是迫在眉睫了。在战争中，为了欺骗人民，为了动员舆论，战争的上方都将不顾羞耻地宣称自己是正义的，而称对方是非正义的。其实，这只是一种欺骗。因为，双方的目的都是帝国主义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统治权，都是掠夺性的战争。……世界上只有非掠夺性的谋解放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① 　　这提醒我们，战时宣传活动是与战争的目的、性质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伴随着资本逻辑在世界范围内扩散，亚、非、拉地区逐渐沦为原材料和劳动力供应地，被迫绑在资本流动的战车上。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史实：战争的起因源自1929年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英法的“绥靖政策”纵容了德国法西斯势力的侵略扩张，并出于本国“国益”的考量，打算牺牲中国，在“远东”重演“慕尼黑阴谋”。可见，二战时期中国对外传播与西方大国对外传播的明显差异之一，就体现在传播的目的和性质上。 　　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其对外传播的目的是为本民族求生存、求解放、求独立发出呼声。这里的“求生存、求解放、求独立”并非单纯的修辞策略或话语资源，而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现实写照。因此，二战时期中国的对外传播是非侵略性的，且具有其历史正义性。 　　从中国对外传播的历史来看，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就开始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行径、唤醒国际舆论关注、寻求国际力量援助的对外传播实践，直至1945年战争结束。 　　特征 　　1.针对海外华人、华侨的传播活动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中，海外的华人、华侨是一支重要的援助力量，也是国共两党对外传播、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的动员对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添设了国际宣传处，由董显光负责。几经调整后，在1938年确立为中央宣传部下属的机构（但经费由军事委员会拨发，并于同年12月在重庆正式开展工作。国际宣传处在中国的成都、上海、香港，以及英、美等国设有附属机构，宣传影响的范围相对广泛。该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对外宣传的重心是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援。1939年，国际宣传处曾派人到东南亚考察，通过与当地华侨协会取得联系，加强抗日宣传。② 　　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面向海外侨胞进行抗日宣传的阵地主要以两份海外中文刊物――纽约《先锋报》和巴黎《救国报》（1935年改为《救国时报》）为主。1938年8月，《救国时报》与《先锋报》合并，仍旧以《救国时报》的名称在美国出版（法国的《救国时报》于同年2月停刊）；1939年10月，由于办报人员回国参战而停刊。皖南事变后，随着大批民主人士、文艺界人士疏散到香港，共产党针对海外侨胞的宣传阵地也随之发生转移。 　　1938年是共产党针对海外侨胞的宣传活动进入活跃期的一年。这一年由朱德担任主任、成仿吾负责具体工作的海外工作团担起了东南亚各国华侨的统战工作；同年春天，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开展对外宣传成为其主要日常工作之一；同年四五月份，周恩来领导成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下属机构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致力于争取国际友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2.针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传播活动 　　国民党政府十分重视对英美国家，特别是对美国的宣传。国际宣传处的一项日常工作就是召集外国记者举办茶话会、座谈会、新闻发布会等；宣传处的工作人员还会陪同外国记者到各战区考察采访，为外国记者获得有利于中国抗日宣传的新闻素材打开便宜之门。 　　此外，广泛利用政界、商界、文化界的精英人士，通过人际关系网开展官方、半官方的说服性传播，是国民党政府对西方国家宣传的一个特色。胡适、孔祥熙、陈光甫、宋子文等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赴美，争取美国政府与各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1942年至1943年，宋美龄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访问，将国民政府的对美宣传推向了高潮。 　　与国民党当局始终以美国为对外传播重心的立场不同，共产党始终把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看作赢得抗日战争的重要外部条件。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非常鲜明地做出“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的指示。从广泛争取国际援助的角度，共产党没有放弃对英美等国的宣传。 　　在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和新闻封锁下，共产党只能巧妙运用有限的空间和渠道，借助外国记者、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