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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好的产权制度科斯的思考 　　一百零三岁的罗纳德?科斯教授在芝加哥去世，距今已经一年了。 　　作为毕生探索真实世界经济规律的学者，科斯以其在产权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影响了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契约经济学、法律与经济学、宪政经济学等一系列交叉学科。 　　与不少著作等身的经济学者不同，科斯的论著为数不多且短小精辟，统共才十万多字，但两篇代表论文《公司的性质》（1937年）与《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却足以让他在一九九一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理论中对产权、制度、契约、市场、企业、价格体系等问题的关注，尤其是“产权明晰”的思想，更是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古典经济学与早期新古典经济学的年代，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未成为理论的主要论域，而交易活动的成本概念，也未曾被引入对（被视为供求关系表现的）市场与（被视为生产函数的）企业的研究中去。但无论是哈丁提出的“公地悲剧”、纳什指出的“囚徒困境”，抑或奥尔森笔下的“集体行动逻辑”，都绕不开对交易费用的分析。而在《公司的性质》一文中，当时年仅二十七岁的科斯便尝试以市场成本论与组织成本论，来回答“为什么企业会存在”和“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的规模”这两个从未有人深究过的问题。 　　如今我们常提及的“科斯定理”这个术语，是由经济思想史大师斯蒂格勒在自己的《价格理论》教科书中创造出来的。事实上，对思想精妙、形浅实深的“科斯定理”的表述存在着让人眼花缭乱的诸多版本，但科斯本人从未声称自己提出了这一定理。不过，如果必须要以某个所谓的“定理”来概括科斯的产权经济思想，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种不同的表述方式。 　　第一种表述可以在科斯关于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论文（1959年）中找到。科斯在这篇论文中得到的结论简洁有力：“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必不可少的前提。”这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定理。埃奇沃思等人早就提出了交换定理，但他们所描述的约束条件是不完全的，而科斯虽然不是这一定理的最早提出者，但是他的贡献正在于详尽说明了交换理论发挥作用所必须服从的约束条件―交易费用。即只有在零交易费用的条件下，该定律才成立。 　　第二种表述可以从《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推导出来，也被称作是不变性定理，即：如果产权被清楚地界定，而且所有的交易费用为零，那么不管谁拥有产权，资源的运作都相同。换言之，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 　　第三种表述则是：如果产权被清晰地界定而且交易费用为零，就会满足帕累托最优。不过，这很明显地只是在完全理想的条件下才会出现的情况。而且按照张五常的观点，交易费用为零与在现实世界中的关键问题恰恰在于，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最有利于在信息费用或者交易费用约束条件下的选择，或者说，需要服从怎样的约束条件才能最大化所使用的资源总价值。 　　按照科斯的观点，市场的前提是清楚界定的财产权利，也就是说，权利界定与安排决定了经济体制的内涵以及社会规范的范围。从上面的各种表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不存在信息费用或交易费用的完美情况下，产权不管是掌握在国家手中还是由分散决策的个人来支配，资源最终都会实现最优配置。但这种完美假设无法实现时的后果，也就是说无法忽略的信息费用与交易费用，才是直面现实世界的经济学最为关注的议题，而结论我们已不陌生：如果一个理性的行为主体不具有排他性的产权，它将会出于机会主义动机而过度地、低效率地消耗公共领域的经济租金;相反，只有把国家手里的产权重新赋予拥有排他产权、可以分散决策、可以按照各自比较优势运用资源的独立主体，才能最终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独立主体本身不能是国家，因为国家必须委托其他代理人间接使用排他权力，这样无疑会产生新的委托代理效率损失问题。 　　市场的运行依赖于价格机制，而市场中的经济主体是否能取得成功则依赖于他们是否能尽可能减少信息费用与交易费用，是否能拥有在任何经济体制中都稀少珍贵的知识、信息、洞见与创新。前苏联的中央计划者需要跟踪与规定二千四百万种生产原料与商品的价格，其间所需要汇总、整理和应用的庞大信息量早已超出人类的能力所及。而在由价格调节的经济体中，没有人需要知道千百万消费者对任何一种产品的需求和偏好，也不用知道生产几千万种产品的投入应如何分配与使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虽然领导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但“对经济学几乎一窍不通”;他曾向撒切尔夫人提问：您是怎样保证人们都能得到食物的？撒切尔夫人的回答很简洁：这都是价格机制的作用。高效而自洽的市场，无疑比参与其中的最精明的个体都还要精明。 　　科斯一辈子都未曾踏足中国，但他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改革进程。他曾说过：“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至关重要。” 他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