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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歇尔收敛”到“转型中自生中国经济转型的经验 　　摘要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发展中社会主义人口大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世界奇迹。这是坚持由“马歇尔收敛”到“转型中自生”创新发展的结果，实质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型发展模式的结果。“北京共识”因而越来越盛行。所谓“马歇尔收敛”，是指按照自马歇尔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市场机制有效决定理论，发展中国家应当在收入水平上最终收敛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倡导“华盛顿共识”的主流经济学家正是依据这一收敛信条，采用“休克疗法”来误导原苏联和东欧经济转型的。所谓“转型中自生”，是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中始终立足国情，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使企业在开放、自由和竞争市场中获得预期利润率，即获得自生能力，进而使整个经济体收敛于发达国家水平的转型发展过程。 　　关键词　改革开放　发展收敛　转型自生 　　中图分类号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08)12－0065－06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发展中社会主义人口大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世界奇迹。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与此同时，1978－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6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2003－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则一直保持在年增长10％以上的高速度，创造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增长的“世界奇迹”。与此同时，当今国际学术界研究转型经济问题的文献也越来越关注中国经济转型问题。那么，中国作为一个曾长期在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转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人口大国，其取得巨大转型增长绩效的成功经验究竟是什么? 　　我们知道，索罗以后新古典增长理论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验的解释是乏力的。譬如，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提出新增长理论，将技术创新视为由人力资本积累、研究和发展(R＆D)、“干中学”等因素所内生决定。尽管这一新增长理论对使用世界最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解释力很强，但对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中国内地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20世纪最后三十年间的超常规增长和收敛的解释，却不能令人满意。林毅夫则通过企业自生能力、发展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结构的内在关联分析，开拓性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是如何向发达国家收敛的。林毅夫认为，大多数转型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能够成功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主要根源于它们的政府采取了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战略。而如果转型发展中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产业的战略，那么就会有最大可能的经济剩余和最高的储蓄倾向，从而最大可能地进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能够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要素禀赋、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并实现经济发展的收敛。林毅夫基于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长期亲历和追踪研究，把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创造企业自生能力，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收敛作为转型发展中经济体取得成功的原因，这一解释是很有说服力的。此外，特定的战略安排当然与特定的制度安排相联系，而制度安排也当然不可能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抽象的那样只是理性经济人主体、市场价格机制、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企业自由竞争了。事实上，研究转型经济问题还应当从激励结构和市场结构之间的联系，所有权和激励之间的关系，法律制度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政府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政治制度和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等多个维度，“更好地理解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再进一步讲，从经济哲学的视角看，作为市场机制有效理论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不过是遵循了某种经济社会价值观的结果。 　　 　　一、“马歇尔收敛”的实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抽象 　　 　　所谓“马歇尔收敛”，是指按照自马歇尔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市场机制有效决定理论，发展中国家应当在收入水平上最终收敛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倡导“华盛顿共识”的主流经济学家正是依据这一收敛信条，采用“休克疗法”来误导原苏联和东欧经济转型的。那么，自马歇尔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市场机制有效决定理论的前提假说又是什么呢? 　　首先是关于经济人(economic man)的假说。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在其可行的行为结果的范围内)、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他会选择那些能够比其他行为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偏好(或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的行为。这里的理性是一个手段一目的概念，不存在偏好的来源或价值的问题。理性的经济行为者总在寻求讨价还价，从不付出比他需要付出的更多，或得到比在一定价格下它可以得到的更少。简单说，经济行为者是理性的，他们在各种约束的限制下，追求目标函数的最大化。然而，现实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