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竹杖赋解读庾信入北后对仕途看法.docVIP

从《竹杖赋》解读庾信入北后对仕途的看法 　　《竹杖赋》是南北朝著名作家庾信入北后的借物咏怀之作。全文以“楚丘先生见桓温”始，通篇表达了“楚丘先生”对“赐杖”的强烈反应。这实际代表着自比为“楚丘先生”的庾信与隐喻为“桓宣武”的魏、周政权的一次正面交涉。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此赋对说明庾信入北后的仕隐观，就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证据。但令人遗憾的是，后人对此赋寓意的推测往往莫衷一是，竟然形成了“辞官之作”和“求官之作”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前者认定魏、周逼迫庾信仕敌，过分关注庾信的“哀思”，继而推理出庾信由“哀”到“恨”，不情愿步入北周仕途的心态，得出此篇亦为哀思之作；后者认为庾信入北后因为对自身的高度自负与现实有强烈的反差，借文章表达求官之意。其实这两种看法都忽视了庾信心态的矛盾性，因而难免各有片面之见。事实上庾信在入北后一直怀有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总结了梁王朝灭亡的原因，指出了梁元帝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失误（见《哀江南赋》），可见他虽恨西魏政权夺他家园，使得他不能返回故土，但也不能不面对现实，客观地总结教训，况且陈已代梁，想回也回不去了。面对这个现实，羁留北方多年的庾信不再象刚入北时那样愤怒。同时他在魏、周也得到了一定的尊敬，出于实现个人抱负的想法，他也想做出一番事业！只是家仇国恨一直困扰着他，强烈的思乡又使他悲伤不已，所以他一面仕周，一面在作品中自然流露出哀伤的情感。这种矛盾的心理，使得他进入了“仕途”与“归田”两难的境地。因此他在文中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也时时存在着矛盾，如何把握这种矛盾的心态是理解此赋的关键。 　　桓宣武平荆州，外白：“有称楚丘先生，来诣门下。” 　　庾信在赋中为何要设置桓温和楚丘先生这两个人物，成为后人理解此赋时第一个要点。桓温为东晋大将，永和元年（345年）任荆州刺史，专擅朝政，死后封宣武侯。其子篡晋帝位，追其为宣武皇帝。这与魏相宇文泰的发迹史十分相似。这里有个历史问题，宇文泰并不是平荆州的人，而且平荆州时庾信也不在江陵，因此桓温指代谁也引起了后人的争议。鲁释在桓宣武指代谁的问题上，认为不过是 “借古人发端，并无需合乎历史，更不益事事比附。”这一理解典故的方法十分可取，但他在解释时仍有拘泥：鉴于史实，他推翻了倪释的桓玄武指代宇文泰的说法，指出桓玄武实际上既非宇文泰，亦非于瑾，而是比喻北周朝廷，又各含于瑾、周武帝的影子。我认为根据鲁释的出发点，就不必拘泥于宇文泰是否参与当平荆州，庾信借用桓温其人，显然意在比喻北魏与北周得当权者。 　　“楚丘”、“荆州”都指代梁元帝时的国都“江陵”。可见庾信时时不忘自己的来历。“楚丘先生”，倪释中提到是出自刘向《新序》“楚丘先生见孟尝君”。谭正璧、纪馥华《庾信诗赋选》注出处为《韩诗外传》，记载如下：“楚丘先生披蓑带索，往见孟尝君。孟尝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遗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恶君谓我老！恶君谓我老！意者将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车赴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则死矣，何暇老哉！将使我深计远谋乎？定犹豫而决嫌疑乎？出正辞而当诸侯乎？吾乃始壮耳，何老之有！’孟尝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过矣！文过矣！’诗曰：‘老夫灌灌。’”刘向《新序》中所记与此大体相同。这段典故能否成为证明《竹杖赋》为求官之作的首要依据？有必要参照赋中如下描写： 　　桓帝曰：“名父之子，流离江汉，孤之责矣！”及命引进，乃曰：“噫，子老矣！鹤发鸡皮，蓬头历齿。乃是江、汉英灵，衡、荆杞梓，虽有闻於十室，幸无求於千里。寡人有铜环灵寿，银角桃枝。开木瓜而未落，养莲花而不萎。迎仙客於锦市，送游龙於葛陂。先生将以养老，将以扶危。” 　　所谓“名父之子”与庾信的身世很吻合。我国古代王朝，都有赐杖与老臣的惯例，如：《礼记?王制》：“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礼记?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谋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可见赐杖之举偏重于尊老，“先生将以养老，将以扶危”。对于赐杖的理解，鲁释把重点放在“养老”，而倪释把重点放在“扶危”上，认为这是魏、周王朝借赐杖赋予庾信以权位。虽然授杖也有过给予权力的象征，但是从下文楚丘先生举的几个“授杖”的例子：“孔光谢病，袁逢致仕，吴濞不朝，杨彪丧子”，读者不难看出，这里的“授杖”重点在于“养老”，倪注不确，谭正璧、纪馥华释为 “是魏、周逼己以仕也”也是臆测。 但是否真如鲁释所说是庾信 “求官”的发端？其实庾信在接着的一段文字中，借楚丘先生之口，已表达出此时自己对做官的态度： 　　先生笑而言曰：“中国明於礼义，?於知人。心之忧矣，为我生民。 　　这句话可谓庾信的心理写照！上文桓宣武十分客气委婉的表达了对楚丘先生“老矣”的看法，庾信对此既礼貌地点出了所谓“赐杖”是符合“礼义”的，又对当权者不懂己心的事实作了先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