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霍尔编码解码看报刊火灾事故报道编码策略.docVIP

从霍尔的《编码解码》看报刊火灾事故报道的编码策略 　　摘 要：传播是一种社会信息的传递或是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它贯穿了人类传播的各种形态。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传播，还是由专业传播机构从事的有组织的大众传播，传播都充当着符码运输机的角色，都依仗着信源的编码手段、信宿的解码过程。本文从传、受两个方面分析采编人员在报刊火灾事故报道中的编码策略，力图促进该领域采访报道的蓬勃发展。 　　关键词：编码 解码 报刊 火灾事故报道 策略 　　一、编码和解码的关系解读 　　编码和解码是人类传播进程从“信息交流层面”到“复杂关系结构”的助推器，是直线传播模式、循环互动模式得以成立的基本要素。编码是将信息转化成便于媒介载送或者受众接受的符号或代码的过程，在大众传播中，它多表现为传播从业者采集、编辑、制作传播内容的相关活动。解码则是把接收到的符号或代码转化成受传者可以理解的信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受传者以其自身的“读码”能力为基础，最大限度地理解信息的“意义”。 　　“意义”是实践对象最为重要的内核，它诱发了传播的内在驱动机制，推动了传播活动的有效进行。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中，其核心内容便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与传播，其理论基础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生产、流通、使用和再生产四个阶段，批判了大众传播研究根据信息流通将传播过程概念化为“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特征”，提出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和传播存在“主导的复杂结构”，并将电视话语的生产流通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即电视从业人员对原素材的加工，即“编码”的阶段。 　　第二阶段是“成品”阶段。霍尔认为，电视作品一旦完成，其“意义”被注入电视话语后，占主导地位的便是赋予电视作品意义的语言和话语规则。此时，电视作品变成一个开放的、多义的话语系统，其符号本身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人类感官所能把握的符号的物质形式。 　　第三阶段是观众的“解码”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解码能力，符号的“所指”、“能指”等原因，受传者的解读可能不会遵循“演示规则”，进而产生一种误解或者选择性的感知。 　　这种“选择性感知”和“误解”来源于编码、解码过程中符码的不完全对称，来源于编码者、解码者所处位置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因此，霍尔强调一种“主导的文化秩序”，摒弃那些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缘故“被挑选出来的解读”。这样的解读违背了“能力与使用的规则”，产生了“许多歪曲的和结构的‘反馈’再次融入生产过程本身”。 　　生产是一个符号排序、整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符码经历了“自然化”的历练，有了其外延层面上最为朴实的含义。然而，“‘外延’通常与语言中对‘现实’的文字描写相混淆，因而与没有符码介入的‘自然符号’相混淆”。这些混淆“并不意味着外延或者‘字面’意义外在于意识形态。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其意识形态价值被强有力地固定下来”，因为此时的符号已经有了更为普遍的和自然的意义。 　　意义的价值产生于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之中，传授双方或是独立解读代码的意义，或是达成对“意义图表”的统一认知……编码到解码看似像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式，然而它却包含了传授双方对传播效果、“对等关系”的不同理解……正是由于理解的不同，电视话语才有了各异的解码过程。 　　那么，“编码”与“解码”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我们先来看下面的图表： 　　“编码”与“解码”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知道，在编码阶段，由于受到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编码者向受传者传递大量代码，试图让其接受编码者对其意义图表的统一理解。然而，由于受传者观点立场的不同，其解码过程伴随着对代码的选择性接受，进而出现了“对抗性符码”，即解码者对符码“意义图表”的不同理解或对传受双方不平等关系的抗争。（如上图中“无形的”平衡线所示） 　　二、从霍尔的《编码，解码》看报刊火灾新闻的编码策略 　　“解码过程并非不可避免地依据编码过程，二者并不是同一的，这一论点加强了‘没有必然的一致性’的论点”。 “不一致”从本质上看就是一种平衡的打破，因为这种不平衡便有了主导——霸权地位的出现，有了“职业符码”凭个人标准进行的转化操作，有了解码者对编码者的选择性接受，有了“协调符码”在编码者与解码者间充当的“好好先生”角色，有了“对抗性符码”在编码和解码斗争、抵触、交融之间崭新的意义。 　　意义一词让我们重新审视信息流通的过往，让我们重新回味“不赋予‘意义’，就不会有‘消费’”的传播实践。我们注重“意义”的有效传递，更注重承载“意义”符码的“编”和“译”，更强调编码解码之间形成超过“比较水准”的良好预期。 　　这些“预期”自书间浮出，借学者之力游走于大众传播之林，打动着万千受众之心。受众是编码解码的共同体，是传播效果论中最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