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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 　　习总书记在北京的讲话，实际上把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已经提升到国家战略，在未来一个时期要认真落实习总书记的讲话，加强顶层设计，抓住核心问题，推进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体制机制障碍是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原因，应抱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 　　一、加快建立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机制 　　京津冀区域涉及到两个直辖市和一个省，尤其是在北京直辖市范围内还有中央部委及其下属的企事业单位。在这样一个主体多元、规格比较高的条件下，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制和协调推进机制，即使各个主体都有合作发展愿望，也很难实质性推进。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一个京津冀协调发展委员会，委员会办公室建议设在国家发改委，成立专门的司，作为具体推进机构，负责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工作。国家有关部委以及三个省市的政府共同参与，构建包括产业对接、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分领域的跨区域协调联动机制，共同建立各种专业领域的对接平台，统筹推进京津冀区域合作重大事项。 　　二、把京津冀区域作为财税体制改革的试验区 　　在我国现行财税体制下，一个城市的运行和发展要依靠发展自身经济来提供财力支撑。发展经济就会带来人口的集聚，而人口集聚必然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需求增加、公共服务需求增加，这些都会对能源产生消耗，同时带来生态环境的压力。为了维持城市运行建设和环境治理，又需要投入更多的财力，需要发展更大规模的产业，这又会带来更多的人口集聚。这种财税体制倒逼下的城市发展思路，使城市发展陷入循环“怪圈”，而且这种惯性不仅是省市级层面，已经延伸到区县和乡镇，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压力很大，动力也很足。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在利益问题上下大功夫。前些年北京市为推动郊区县发展，采取城区和郊区“结对子”措施，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其背后就是这种财税体制的约束。长三角地区的上海与周边区域的合作也同样面临着财税体制的障碍。 　　北京与河北一些城市、一些开发区之间的合作，除了一些企业自发进行投资合作以外，如果政府开展园区共建等合作，就面临着GDP如何核算，税收如何分成，如何共享发展利益等问题。而现有的分税制和以行政单位为单元来组织经济的体制很难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所以，京津冀地区这么多年的合作多数是市场在自发进行，比如，天津市武清区就有500多家来自北京的企业。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唐山、廊坊、涿州、固安等临近北京的城市都有存在。 　　建议把京津冀区域作为国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实验区，积极探索一系列的财税体制改革，比如探索“首都财政”，使北京从繁重的经济压力当中解脱出来，专职做好首都服务，为进一步剥离经济功能创造条件。 　　再比如，可以探索跨区域的利益共享机制。现在中关村企业大概在全国设立了8300多家分支机构，中关村201家上市公司总收入中有四分之三来自北京以外地区。目前河北各地都在积极探索与中关村科技园区开展“共建园区”合作。未来如何推进这些产业的有序转移和扩散，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如何建立跨区域的GDP分计和税收分成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引导中关村创新成果的中试、产业化布局在天津和河北区域，带动京津冀区域整体发展。 　　此外，京津冀区域还可以积极探索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等等，特别是对于河北西部、北部的生态涵养区域，这些区域创造的生态效益如果能够得到相应的利益补偿，对于解决这些区域的贫困问题会有积极作用。 　　三、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机制与路径创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京津冀区域合作的主体是企业、机构、个人等市场主体，因此区域协同发展要让市场主体发挥主导作用，政府主要是创造条件支持市场主体发展。 　　事实上，北京在过去30多年产业结构调整中，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退二进三”，一大批工业企业整体上把总部和制造环节全部搬到郊区和河北的高碑店、唐山等地区，由于不具备搬迁条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虽然企业搬迁过去了，但是没有留住多少人才，企业一蹶不振，最后枯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条件不具备，企业搬迁的过程往往就会成为人才流失的过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北京的医院、学校和企业外迁难度很大，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住房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等等。建议国家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引导资金，一方面，以市场化机制来推动城市功能的疏解，对于疏解出去的企业、机构、人员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和引导一批区域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态工程项目、重大公共服务项目等建设，创造条件，尽快使得周边区域具备承接北京城市功能疏解的条件，从而推动区域的一体化进程。 　　四、在京津冀区域内加快建设若干个新一代卫星城 　　“卫星城”概念在规划中很早就用到。在全球发展实践中，卫星城经历了附属型、半独立型、独立型和网络型四代的发展。第一代卫星城是附属型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