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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制度安排 化解农地流转纠纷 　　摘要：随着农地流转规模的不断扩大，农地流转纠纷也随之增加。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农地流转纠纷之所发生，其原因在于：流转产权界定不完全、流转契约不完全性、口头契约的弱约束力和不守信用。促进农地顺利流转，应在培育人们的产权观念、完善农地流转契约和培育人们的守信精神上下功夫。 　　关键词：农地流转纠纷;制度安排失效;创新制度安排 　　随着农地流转规模的扩大和农地流转频率的增加，农地流转过程中的纠纷也随之增加。在这种背景之下，农地流转纠纷不仅成为政府有关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也开始成为理论界探讨一个重要课题。为促进农地有序流转，2014年11月20日中办和国办发布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意见》不仅是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地制度改革的重要体现，而且还是2014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推进农地有序流转的具体落实。从目前学术界对农地流转纠纷分析的探讨来看，多数学者只看到纠纷产生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深入分析其原因。本文拟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深入分析农地流转纠纷产生的制度根源，并从制度创新的视角，提出化解农地流转纠纷的对策与建议。 　　一、一个现象：农地流转纠纷不断增加 　　（一）农地纠纷：基于典型地区的分析 　　苏州不仅是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试验区之一，而且随着非产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行的加快，苏州不仅土地流转加速度，而且农地流转纠纷不断增加。对此，《兴明日报》2013年曾报道说：2011年苏州太仓法院受理的农地流转纠纷案件只有12件，而2012年激增至159件，两年期间法院受理的农地流转纠纷增加147件，增长12.25倍。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统计资料》提供的数据来看，2010年至2013年天津农地流转纠纷由27件增加至137件，增加107件，农地流转纠纷增长3.96倍;内蒙古农地流转纠纷由2010年的676件上升至2013年的1382件，增加706件，增长1.04倍。在江西，农地流转纠纷也非常快的速度增长，刘洪芳，石青等对江西法院受理的农地流纠纷进行了分析。2010年法院新收农地流转纠纷247件，2011年增加至328件，增加81件，增长32.79%;2012年新收农地流转纠纷达到346件，比2010年增加99件，增长40.08%;比2011年增加18件，增长5.49%。 　　（二）农地流转纠纷：基于统计数据的分析 　　从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农民流转纠纷不仅发生在个别地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图1对我国2009年以来农地流转纠纷的发生情况进行了描述，从全国农地流转纠纷的情况来看，2010年农地流转纠纷为64428件，2013年增加至74314件，增加8152件，增长12.32%。从农地流转纠纷发生的主体来看，发生于农户之间的纠纷2010年为47782件，2013年达到56175件，增加5732件，增长11.36%;发生于村组之间的纠纷2010年为9933件，2013年为10153件，增加856件，增长9.21%;发生于农户与其它主体之间的纠纷2010年为6713件，2013年为7986件，增加1564件，增长24.35%。表1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纠纷增长情况进行了描述，从表1可以看出，2010至2013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农地流转纠纷分别增加2294件、593件和6996件，分别增长13.67%、2.73%和27.02%，其中西部地区增长最快，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慢。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部省区的增长非常快，例如，在新疆，2010年农地流转纠纷为882件，2013年上升至2053件，短短3年间农地流转纠纷增加1171件，增长1.33倍;贵州农地流转纠纷也由2010年的1631件增加为2013年的2054件，增加423件，增长25.94%。 　　二、农地流转纠纷产生的深层原因：制度安排失效 　　从农地流转纠纷的现象看，产生原因是多方面。但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农地流转纠纷之所发生在于制度安排的失效，制度安排失效是农地纠纷产生的深层原因： 　　（一）流转产权界定不完全 　　在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将农地流转双方联系在一起的是契约。一般地，在有关主体进行农地流转时，一般会签订农地流转契约，而在契约中会对流转双方的产权进行规定。这种产权界定不仅划定了双方的权利，而且也界定了双方的行为边界、责任边界和义务边界。但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产权度量的困难性等原因，使产权常常不能得到完全界定。例如，一个农户将自己的农地流转给另一名农民进行农业生产，转出方的权利是每年获得500元的租金，转入方的产权是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农业生产，并获得支付租金以及生产成本之后的农业剩余。假设租赁期限约定为10年，并且在10之内租金不变。转入农户获得土地之后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