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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产管理与诉讼观察法律制度的近代变迁 　　 [摘 要]进入近代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我国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传统社会开始受到外国法律制度与意识的持续影响，封建政府在公产的管理上也开始学习和借鉴西方的产权管理制度，这些不同于以往的做法，代表着一种法律变迁的方向。 　　 [关键词]公产管理 诉讼 法律制度 变迁 　　 〔中图分类号〕DF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2-0024-05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度不甚发达，长期以来一直属于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所有。即使是私有性质的土地，也多是以家族、以公共组织的名义拥有。进入封建社会晚期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交易日渐频繁。由于国家地政制度的缺位和公产所有人管理的混乱，这些公产常常成为盗卖的对象，屡禁而不可止。进入近代之后，随着国门大开，传统社会受到外国法律制度与意识的不断影响，在对公产的管理上也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一些做法。公产管理方法的进步同时又代表着法律制度的变迁。 　　 　　一、传统社会中的公产管理制度 　　 　　进入明清社会之后，私有土地不断增多，但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土地公有的意识仍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除了私有土地之外，社会上还有各种土地表现为公有的形式。如家族共有地产，会所、公所所拥有的地产等等。公有土地的管理表现出与私有土地很不相同的一些特点。 　　在传统聚族而居的地区，族产是一种常见的产权，如学者们经常重点关注的传统封建地区的代表――徽州地区，族产就占有很大的比例。①[1]（P190） 这些族产都以堂、会、祀等占有的土地表现出来，这些堂、会、祀便是宗族组织，族产就是一族所公有的地产。 　　在明清时期的城市中，随着商业走向发达，同业或是同乡组成了公所或是会馆，这些公所和会馆也购买和占有一定的土地、房产，这些土地、房产本为民地，由公所和会馆购买后即成为公所、会馆的公产，也成为土地产权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 　　中国传统法律中，土地关系是法律所重点调整的内容。对于土地的产权，国家法律是给予确认并给予保护的，“凡盗卖，及冒认，若虚钱实契典卖，及侵占他人田宅者，田一亩、屋一间以下，笞五十。每田五亩、屋三间，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徒二年。系官者，各加二等。若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芦荡、及金、银、铜、锡、铁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2]还有如：“凡子孙盗卖祖遗祀产，至五十亩者，照投献、捏卖祖坟山地例，发边远充军。……其盗卖历久宗祠，一间以下杖七十，每三间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徒三年。”[2]但是国家法律作出如此严格的规定，一般是从钱粮赋税完纳角度出发的。只要国家赋税落实，私人间的土地买卖、土地产权的转移行为，国家法律并没有细致的规定，更多交由民间依凭习惯自行进行。所以，国家没有一套科学而严格的地政管理方法和产权保护方法。 　　土地虽然是重要的财产，但民间习惯的松散以及不确定性使得土地交易的过程也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土地是重要的财产，买卖时应当十分谨慎，但从订立的许多契约中可以看到，有的契约的内容却相当随意。例如，土地四至关系到土地的大小，应当是土地契约的重要内容，但有的土地契约并不看重此点，在整个契约中并无此项内容，有的只是参见其他的证明材料，如明清时期徽州的一份土地契约中，只是注明“其田四至，自有保簿开载，不及细写”， [3] （P75）“保簿”即鱼鳞册，鱼鳞册是国家征收粮赋的凭证，自有较高的信用，但由于长久不修，其规定的内容与实际已多有出入。 　　此外，有的土地交易甚至不订立契约，而直接在以往交易的老契上加批注完成本次交易。如乾隆四十七年项廷香订立杜卖佃约，将一块田皮出卖与其房弟鹏万。到嘉庆十四年，项鹏万又将此田皮转卖，这次转卖也是在乾隆老契上加上批字便卖出。① [3] （P76）此份契约是出卖田皮的，还有一份是绝卖土地的契约，崇祯五年朱廷鹏立“批遗”字，将田产一宗批与其孙女酉英。至乾隆八年，其孙女婆家陈姓又将这宗田产转卖，也只是在这“批遗”字上加批了事，一桩田产便如此简单地卖出。② [3] （P75）由于土地交易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民间交易土地发展出随附老契的习惯。但是，民间习惯的多样性以及随意性使得此项习惯也并非始终都被遵守。也有不少田契既未付来脚契，也未注明原因或声明作废。[3] （P75） 　　家族共有的地产以及公所、会馆的地产在财产性质上都是公产，此类财产的产权容易发生纠纷，这些公产虽一般委有专人进行管理，却常常因为人员的变动、管理的交接，使得土地的管理出现漏洞，致使许多公产被盗卖。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成为土地交易的一个顽疾。 　　如同治五年（1866年）间，河南舞阳县有周祥歧与其族侄周宗耀两人，将坐落城内文庙西首的一间公共房宅作价三千八百串卖给了一举人曹学彬。曹学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