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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共领域角度看互联网在媒介生态中的作用 　　摘 要 本文以互联网为研究对象，从公共领域的角度，在媒介生态学的分析框架下，通过对我国媒介生态的现状描述，分析网络公共领域对于完善媒介生态，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并对网络公共领域的成熟性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文章认为，目前的网络公共领域（虽不成熟）对我国的媒介生态是非常重要的。 　　关键词 媒介生态 互联网 公共领域 　　一、我国媒介生态现状 　　媒介生态学研究最早起源于北美，从上世纪60年代发展至今，已经逐渐由边缘走向主流。?P近年来，国内的媒介生态方面的讨论也逐渐展开，但是国内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与国外不尽相同。 　　我国媒介生态学研究是一种自发性的，试图将媒介领域理解为一个永无止境的相互作用系统，用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来想象媒介与媒介、媒介与媒介生存环境的关系，其研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媒介生态的研究，保持整个媒介系统的动态平衡。 　　媒介生态的平衡分为媒介内生态平衡和媒介外生态平衡，媒介系统内媒介间的竞争和制衡所形成的结构体系称为媒介内生态，媒介系统在社会大系统中与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等多方外在力量的相互关联和制约所达到的相对平衡的结构称为媒介外生态。 　　而从目前中国的媒介环境来看，无论内、外都没有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首先从媒介内环境来看，中国的传媒产业走过了20多年的改革，把媒体从一个担负国家宣传任务的机器转变为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党的喉舌又是信息产业――的行业。媒体也已以传者为中心向受众为中心转变。不可否认，中国传媒产业的这种“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双轨制改革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的传媒生产力，但是从目前的发展来看，这种双轨模式也是一种结构失衡：事业属性的舆论管控功能使媒体较为忽略其作为社会把关者的社会监测作用，造成民众对宣传媒体的疏离；而作为企业属性的传媒，具有总是希望通过最少的成本取得利润最大化的显著特征，利用传媒的宣传功效，换取政治、经济利益，对于媒体的公信力有及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传媒生态的这种不平衡状态，不仅会使得媒体失去大众的依托，还会造成社会价值混乱、道德失衡。从我国的媒介外环境来看，中国经济在经过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目前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大量新文化因子的交融，以及经济文化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每个人、每种观念、每个更大的社会单元都在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位置、确定同社会其他部分的互动模式，使得人们对社会问题的主观认识出现了不同立场和价值标准，再加上市场经济的导向，媒体的表现内容越来越倾向于社会的中上层，这样就会造成农村中的贫困阶层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机会而越来越穷，而那些较富裕的人群就会由于有大众媒体的帮助使他们如虎添翼，?Q最终造成最需要关怀的弱势群体往往被追逐利益的媒体所忽视，弱势群体处于社会边缘。当弱势群体的正当权利得不到表达或者得不到及时的关注，就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 　　二、网络公共领域对媒介生态的必要性 　　中国的媒介生态亟需要一种新力量的介入，这种新的媒介力量一方面要能够起到匡正和修复传统大众媒介的作用，还要肩负起传统媒体的社会守望功能，正确地引导民众，培养普通民众公民意识的责任。另外一方面要同时能够保持整个媒介生态大系统的信息传输的通畅，保障社会各方的声音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各方利益集团都能够得到相应的信息传达和碰撞的机会。在此将讨论网络公共领域作为此种新力量的必要性。 　　1、作为媒介生态中公共话语平台的需要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公众对国家政治的关心及渴望参与程度都大为提高。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如企业家、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民间社会化组织程度的增强，如各种协会、基金会、商会的成立，这两大社会表现都促进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始终落后于快速发展的经济。实质上虽然经济开放了，但与此同时加强了政治控制。中国的大众媒体长久以来以“体制喉舌”的功能定位存在，但作为市场化媒体的商业属性与此种功能定位的矛盾仍旧尖锐，媒体人需要在两者之间平衡角力，试图达到完成意识形态任务和实现新闻理想的完美结合，角色复杂。身处在这样的特殊媒介生态环境中，普通民众想要进行表达，很难在传统媒体上实现。 　　因此，一旦民众发现了网络这一能够自由、公开表达民意的传播平台，就成为了一个宣泄的出口，很多原来在传统媒体不能够或者很久才能够展现的事件得以迅速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从最早的2003年“孙志刚事件”到后来的“周老虎”“周久耕”，再到“躲猫猫”、“七十码”，越来越多的事件得以通过“网络舆论”的方式展示在我们面前，中国的网民看到了自己通过网络舆论改变事件进程的力量。 　　通过互联网这一平台表达公众舆论在中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从媒介生态角度看，在中国的整个生态位中，还乏一个吸收民意并且将民意反映到决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