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泰吴兴志看宋代湖州城厢级区划及其管理.docVIP

从《嘉泰吴兴志》看宋代湖州城的厢级区划及其管理 　　[摘 要]《嘉泰吴兴志》是反映宋代湖州的一部地方志，在坊巷等门类中记载了湖州城的厢级区划。本文以湖州城为例，探讨了湖州城的厢级区划及其管理，指出：厢级区划适用了坊市制崩溃下的城市管理要求，更有利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厢级官吏虽地位不高，但其职责完备，对城市管理至关重要。 　　[关键词]宋代；湖州；厢级区划；管理 　　《嘉泰吴兴志》是南宋嘉泰年间（1201―1204）官方编纂的一部地方志，由知府李景和修，谈钥纂。它以湖州历代旧志为本，参照正史，在此基础上进行考证、补遗、纠误，于嘉泰元年（1201年）修成新志20卷，分设建置沿革、分野、城池、坊巷、乡里、山川、官制、公廨、邮驿、学校、军营、祠庙、寺院、郡守题名、古迹、着姓、贤贵事实、释道、食用故事、事物杂志、物产、土贡等60个门类。《嘉泰吴兴志》着实反映了宋代湖州境内天文地理、社会人事以及历史与当时现状，其中在坊巷等门类中可以看到湖州城市的区划，本文就以湖州城为例，探究湖州城的厢级区划及其管理。 　　一、宋代以前的城市区划及其管理 　　在宋代以前，各级城市普遍实行以坊市制为核心的管理体系。在这种体系下，城市被划分为政府机构所在的政治区、按居民职业与社会身份分类设置的生活区（坊）和强制规定的工商业区（市）三部分（1）。坊市制的突出特点，是通过对坊、市的分割，进行封闭管理，居民生活和工商业活动都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不能有任何逾越之举。如《唐律疏议》规定，擅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坊（有时也称里）设有官员坊正或里司，市有市长或市令，负责维护秩序和日常庶务的管理。隋炀帝时，在都城长安“改坊为里，每里置里司一人，官从九品下”（2）。唐时又复里为坊，置坊正一人，由坊内上户轮差充任，“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3）。市则设令、丞，“每市令一人，丞二人”（4）。在坊市制度的管理体制下，城区整齐划一、井然有序，但这制度毕竟是城市自身还不够发达的产物，随着商品经济及城市自身的发展，这种僵硬的规定必然会打破。宋王朝建立后，一度试图仍然沿袭传统的坊市制，以确保对城市社会的严格控制。但越来越活跃的工商业和愈演愈烈的“侵街”现象，最终冲垮了传统的坊市格局，宋朝政府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开始探索适应现实形势的新的管理体制。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厢级区划及其管理机构的确立。 　　二、宋代城市厢级区划及其管理――以湖州城为例 　　从历史上看，厢的建制是由城市驻军防地的划分单元演变而来的。唐高宗永徽元年（650），“以新移葛逻禄在乌都?山者，左厢部落置贸山州，右厢部落置浑河州，并隶燕然都护府”（5）。宋人王应麟进一步解释说：“左右厢起于唐，本用李靖兵法，诸军各分左右厢统之”；又说：“朱梁以方镇建国，遂以镇兵之制用之京师，京师兵有四厢，而诸军两厢，其厢使掌城郭烟火之事，而军旅渐有厢军之名”（6）。后唐长兴二年（931），左右军巡使奏：“诸厢界内，多有人户侵占官街及坊曲内田地，盖造舍房，又不经官中判押凭据，厢界内不敢悬便止绝，切恐久后别有人户，更于街坊占射，转有侵占”（7）。显然，厢由最初的军事防地，逐渐与城区治安和日常管理发生联系。正是在此基础上，入宋以后厢进一步向城市行政区划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发展的特点。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将汴京城外居民区划为八厢，并置厢吏管辖。史载：“上以都门之外，居民颇多，旧例惟赤县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厢吏，命京府统之。（8）”厢级区划在北宋时已在不少城市推行，进入南宋则更为常见。如：温州城外有“四厢八界（9）”；建康府设有城内五厢和城外二厢；嘉兴府城分设3厢；苏州、吉州也有厢的设置。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其中，《嘉泰吴兴志》卷二《坊巷》详细记载了湖州城“厢”的分布格局：左一厢，下分4界。其中，南门界，“州治前至两平桥接崇节界”；崇节界，“隆兴桥北至霸王门接飞英界”，飞英界，“飞英寺前至临湖门接报恩界”，报恩界，“郭尚书庙前至陶家巷接崇新界。”左二厢，下分4界：崇新界，“骆驼桥北至子城东口接崇节界”；归安界，“马军营至能仁寺接中界”；中界，“花楼桥至月河口接迎春界”；迎春界，“迎春门至八大巷接南市界”。右一厢，下分4界：南市界，“横塘至西岸史家巷接鹅行界”；鹅行界，“定安门至状元坊接石鼎界”；石鼎界，“旱渎桥至祥符寺”；鱼楼界，“甘棠桥至仪凤桥南东堍接西市界”。右二厢，下分5界：西市界，“市门至眺谷桥、县桥接乌程界”；乌程界，“本县前至浮玉亭接仓场界”；仓场界，“清源门至猎场桥接济川界”；中书界，“张王庙前至广化桥接仓场界”；济川界，“曹公庙至骆家巷接中书界”。可知湖州城区分为4厢17界，各界又都包含一定数量的街市和坊巷。如“自定安门直北至仪凤桥街”有史家巷、天宁巷、曲尺巷、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