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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儿童照顾模式的失灵与流浪儿童问题的形成 　　摘要：流浪儿童现象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本研究通过对上海火车站地区49名流浪儿童的民族志调查发现，流浪儿童问题的生成主要是由社会转型过程的家庭功能失调、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和儿童对自主童年的追求等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社会文化已确定的规范性儿童照顾模式与儿童的实际生活条件之间产生明显的断裂，进而迫使儿童外出流浪以寻找替代性的生存机会。 　　关键词：流浪儿童　流浪原因　社会转型 　　 　　一、导言 　　 　　流浪儿童现象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在世界各地的几乎每一个城市中，尤其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街头，人们随处都能够看到流浪儿童的身影(UNICEF，2005)。他们独自在城市的公共街头生活、工作，过着与一般儿童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在中国，从1980年代初开始，就有众多的儿童浪迹街头，独自谋生(AndersonHou，2000)。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调查统计，目前，中国大约有100万到150万左右的流浪儿童(民政部、国家发改委，2007)。 　　由于儿童被广泛看做是脆弱的、充满依赖的不成熟个体，社会主流文化总是期待他们在成年人的监护下，在家庭、学校或其他专为他们的社会化过程而设的社会机构中成长(ThomasCampling，2000)。成人社会从不鼓励、不支持儿童在公共街头独自生活。通常，儿童只能从他们的家庭和其他相关社会机构中才能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源。进而和主流社会保持联结。对于儿童而言，离开家庭走上街头通常意味着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开始。那么，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年幼孩童为什么会沦落公共街头呢?政府与公民社会等社会主体在流浪儿童的外出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流浪儿童自己又该如何认识、理解、解析他们对街头生活的选择呢?这些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使用的是定性的民族志调查方法，并分别从研究的对象、数据的收集与分析过程等几个方面予以分别界定和说明。 　　 　　(一)研究对象 　　在本研究中，流浪儿童指的是那些将日常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公共街头(包括马路、车站、码头或城市的其他任何公共场所)度过、并且很少得到或完全得不到负责任的成年人监护的儿童。在这个定义中，核心的内涵在于流浪儿童无法正常地得到成人社会的养育、保护与监护。与主流社会的一般儿童不同的是，流浪儿童必须独立地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公共街头展开他们的生活。本研究的对象为49名流浪儿童，这些孩童的年龄从9岁到18岁不等，他们文化水平低，大部分只上过小学，一部分人进过初中但很快就辍学了，更有人完全没有读过书。在全部的49位孩童中，大多数是男孩，女孩仅有4名，他们几乎都是来自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农村地区，这些孩子在街头流浪的时间从2天到14年不等。 　　 　　(二)数据收集 　　本研究是笔者在上海展开的一项流浪儿童研究的子项目，该研究采用民族志的方法进行。民族志的研究路径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在“自然”情境中了解流浪儿童的机会，它使得研究者有可能通过长期的互动与被研究者建立可靠的信任关系，从而深入流浪儿童的日常生活，倾听、记录他们的声音，获得许多其他研究方法所无法得到的可靠数据(Bemak，1996；YoungBarrett，2001)。从2005年4月到同年9月，笔者花了6个月的时间对上海火车站地区的流浪儿童进行持续的观察、访问。在严冬降临的2006年1月，笔者再次前往该地区进行追踪调查，在共七个月的田野调查中，先后做了122天的田野笔记，写就共计70余万字的流浪儿童对自己外出流浪的经验、感受与解释的第一手资料。 　　鉴于流浪儿童一般不愿意接受正式的结构式访谈，本研究主要通过无结构式访谈收集数据。为了尽可能地确保访谈的质量，所有的访谈都是在研究者成功地与流浪儿童建立起信任关系之后进行的。在访谈中，研究者鼓励被访的流浪儿童自由地表达他们对自己外出流浪的决定与行为的认识和解释。受访者不受任何引导性问题的限制，具体的访谈，大多以小组形式进行。当研究者在访谈一个流浪儿童时，他／她通常要求邀请其同伴参与，有时其同伴也会主动要求加入到访谈中。这些儿童似乎很乐意集体性地与研究者分享他们的经验与体会。在访谈过程中，小组中的流浪儿童总是倾向根据自己的经验与体会，及时地或赞成、或纠正、或补充其他流浪儿童的说法。因此，研究者所收集的资料大多是在访谈小组内的流浪儿童相互提醒、互相验证之下获得的。在得到被访流浪儿童的同意下，研究者对访谈进行了录音。在访谈现场，除了适时控制访谈过程外，研究者还简要记录了被访者的表情、肢体动作等无法录音的信息，并在整理录音时一并纪录。 　　 　　(三)数据分析 　　民族志调查的数据分析过程起始于数据的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