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 111岁的我被上帝忘了.docVIP

周有光 111岁的我被上帝忘了 　　经济学界少了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位语言学家 　　叩响国家语委宿舍楼的一户门铃，在家政服务员的引导下，记者只见一位清癯慈善的老人正从书桌旁的椅子上站起来迎候，他就是记者所要采访的久闻大名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 　　简单的寒暄之后，我们面对面坐在有年头的、略显斑驳的小书桌前开始交流。难以想象，这位唯一健在的《汉语拼音方案》设计者那么大的学问竟是在这小小的书桌上做的。尽管老人有些耳背，采访中偶尔还得借助纸笔，但记者自始至终都能感觉老先生思路的清晰、思维的敏锐和精神的豁达。 　　半路出家的重磅语言学家 　　江苏常州青果巷，出了3位中国致力于文字改革的著名学者：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周有光的祖籍是江苏宜兴，是后来迁居常州的。 　　周有光回忆说：“小学、中学，我们国文读的都是古文，课本上没有白话。不过老师提倡我们课外看白话的书。于是我们就课上读文言，自己看白话，也能写白话文。当初我没有对语文特别偏爱，国文、英语、数学学得都不错。高中以后，我才喜欢语言学，那是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在当时最突出的就是语文运动，就是白话文运动，大家都提倡国语。而我们受教育都是用方言，到今天我背古诗都只能用方言，要我用普通话念古诗我就费劲了。”周有光说，五四运动提倡的白话运动“影响的基本上是我们那批年轻人”。 　　1923年，周有光中学毕业，成绩优异，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本来只能选择免交学费的师范学校，但无意中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幸得亲友资助，为周有光凑齐了200元学费，遂入学。大学里，周有光主修经济学，但对语言学的爱好让他选修了语言学。 　　“1933年，我去日本学日语1年。我的日文已经不错，连日本人都称赞。”当时，夫人张允和在日本怀孕在身，周有光于是携夫人回上海。 　　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拉丁化新文字在国内推行已是1934年。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会”，之后又涌现出许多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团体。拉丁化新文字具有不标声调、拼写方言、分词连写等特点，简单易学，适于在广大劳动群众中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因此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发展便更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倪海曙（文字改革活动家、语言学家）在上海搞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这个运动影响很大。因为语文的事情一向是高层的，而倪海曙把它带到群众里面去，带到工人里面、农民里面，广大的劳动群众也参加语文运动。”当年，周有光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解放后，周有光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作教授。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不是一种国语运动，而是很多种方言。我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我觉得当时国语重要，方言不重要。我也不反对方言要写成文字，但主要力量要放在国语上面。这是一点。还有许多方案，要有共通性，不能相互有矛盾。诸如此类，陈望道（时任复旦大学校长）对我提的意见非常感兴趣。”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方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5年10月，为了进一步规范简化汉字，提高认知率，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 　　消息传出，朋友们纷纷相劝：“经济学多重要啊，语言学可是小儿科。”“哪里需要哪里去！”――凭着一份朴素的热情，在49岁的时候，周有光乐呵呵地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于是，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多了一位语言学家。 　　“我的改行是偶然的，不过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改行了就要认真做，当时的工作任务很繁重，我就把所有能够利用的时间都拿来补充知识，因为作为外行可以马马虎虎，但真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你就决不能马马虎虎，以前看过的名著我要重新细读，那个时候我的确很用功。”谈起转行，周有光回忆道：“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一个叫第一研究室，研究中心是拼音化问题。第二研究室是汉字问题。领导认为我在汉语拼音方案方面过去发表过一些东西，另外我的主张还是有点道理吧，就让我主持第一研究室。”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3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