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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知难,行亦不易 　　当年，孙中山倡导“知难行易”，意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想到了就能做到。后来，学者胡适对此颇不认同，就写了一篇《知难，行亦不易》的文章商榷。文中很巧妙地用孙中山曾干过的“医生”行当来说明“知固是难，行也不易”――“医学是最难的事，人命所关，故西洋的医科大学毕业年限比别科都长二年以上。但读了许多生理学，解剖学，化学，微菌学，药学……还算不得医生。医学一面是学，一面又是术，一面是知，一面又是行。一切书本的学问都要能用在临床的经验上；只有从临床的经验上得来的学问与技术方才算是真正的知识。一个医生的造成，全靠知行的合一，即行即知，即知即行，越行越知，越知越行的工巧精妙。熟读了六七年的书，拿着羊皮纸的文凭，而不能诊断，不能施手术，不能疗治，才知道知固然难，行也大不易也！” 　　对于很多学富五车的大学者而言，的确是“知难，行亦不易”的，甚至是“知易行难”。譬如，大作家周作人就是例子。 　　在周作人欣赏的古书中，有一部可以说是他烂熟于心且欣赏不已的――北朝时北齐人颜之推写的《颜氏家训》。关于此书，周作人在许多文章中都赞不绝口，例如在《夜读抄》一书中，有一篇专门提及《颜氏家训》，周作人的评价是“南北朝人的有些著作我颇喜欢。这所说的不是一篇篇的文章，原来只是史或子书……其中特别又是《颜氏家训》最为我所珍重，因为这在文章以外还有作者的思想与态度都很可佩服。”可谓尊崇。照说，对这本书的教诲，他应当不仅烂熟，而且是愿意奉行。然而实际上如何呢？不妨就周作人与大哥鲁迅分手一事看个究竟。 　　在周作人一生的经历中，除了抗战时期经不起考验，附逆落水外，最大的事件就该是他跟自己哥哥鲁迅的决裂了。 　　在鲁迅三兄弟中，老大鲁迅和二弟周作人的关系应是更为亲近的。这不仅因为年纪相仿，阅历相近，更因为周作人的成长是经兄长鲁迅一路引导的。鲁迅到南京上学、日本留学，都把弟弟接到身边，在生活和学业上多有指导；而周作人去北大任教，也得益于鲁迅向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推荐。 　　然而，就是这么一对思想感情接近的好兄弟，在1923年却走上分裂绝交的道路：这年7月19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信道：“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从此，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彻底决裂，“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永不相见”。 　　对于鲁迅和周作人决裂一事，因当事人双方都对其原因绝口不提，因而引起过各种猜测。有的说是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了，造成二人的失和；有人说是鲁迅趁周作人不在，调戏弟媳，遭拒后兄弟失和；也有人说周氏兄弟因为文化上的观点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从中挑拨；更有人以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来套鲁迅，说他本来对羽太信子就垂涎已久，被拒后恼羞成怒，与周作人夫妇打了一架后离开了八道湾。答案稀奇古怪，然而其中多为道听途说。不过，研究者倒有一点看法一致――鲁迅与周作人的断交，不是出于政治立场和为人原则不同之类的大问题，而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却又纠缠不清的家庭矛盾所致，其始作俑者也的确与周作人的日本夫人脱不了干系。 　　鲁迅的好友、与周作人在日本有同住情谊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曾经是周氏兄弟学生的俞芳也回忆说，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羽太信子在二周决裂一事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此鲁迅、周作人虽声明“不说”，但暗示却是有的。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 “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对于这一点，周作人在晚年时也有承认。1964年10月17日，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曾明确表示：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他在给鲍耀明的信里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