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新村美梦.docVIP

周作人的新村美梦 　　九十五年前的五四运动前后，周作人于第一时间率先关注发生在东洋日本的新村运动，并且在北京家中成立过新村支部。此举既得到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热情赞助及响应，也遭遇到来自胡适、鲁迅的迎头痛击。昙花一现的新村运动在中国大陆像光彩夺目的肥皂泡那样一触即破，类似的美好梦想却又像集体无意识一样潜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前途命运。 　　一、周作人探访 　　日本“新村”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期间，周作人正在东京探亲。他于5月18日赶回北京，亲眼见证了6月3日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6月11日，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捕。6月14日下午，周作人与北大同事李辛白、王抚五等六人前往探监，遭到警方拒绝。 　　7月2日，周作人启程赴日本迎接妻子儿女回国。7月6日上午，他从日本门司港乘坐火车前往日向福岛町。7月7日下午，他抵达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日向儿汤郡大山深处的“新村”所在地福岛町石河内村，享受到了入住武者小路实笃家中的特殊荣誉。 　　所谓“新村”，是1918年由日本贵族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发起创办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区。武者小路是白桦派著名作家，他深受俄国作家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等人的影响，尤其佩服托尔斯泰晚年的“躬耕”生活。1918年7月《新村》杂志的创刊，标志着日本新村运动的正式启动。同年12月，武者小路在日向购买田地建立第一个“新村”，他的新村中虽然有消灭私有制以实现共产大同的理想成分，他所要实施的却是一种反对共产主义的极端实验。他仇视所有日本左翼以及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活动，尤其是他们所采用的暴力斗争。武者小路所主张的自我，并不是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以人为本的个人生活自由自治、自我健全，二人世界及契约双方意思自治、契约平等的常态自我；而是农耕等级社会所常有的单边片面、唯我独尊、自我神化、普度众生的超人自我。用他的原话来说，“那些居于大众之上，能够怜悯、爱护、领导他们的人，就是真正的天生的贵族”。1918年，武者小路在歌颂日向新村的一首诗歌中，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单边片面、唯我独尊、自我神化、普度众生的超人情绪：“新村的使命/从现在开始必须更加充分地开展。/朋友们！现在是加紧马力的时候了/比从前更要加紧。加紧！/我也在加紧！/我们要把新村/跟这个可怕的时代/转化成为那酿造幸福时代的发酵面团。” 　　到了1942年，武者小路的这种以超人自居的自我观念，竟然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宣传同流合污。他在《大东亚战争之我观》的小册子中公然声称所谓的大东亚战争，是为了日本、为了全体亚洲人而与英美帝国主义进行对决的一场圣战：“我们绝对不能输！/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胜利！/为了天皇、为了日本、为了东亚的人民、为了整个亚洲，/为了全人类――/我信一定要胜利！” 　　周作人早在1918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5号中，就发表过一篇《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根据周作人日记中的相关记录，他于1918年10月25日给日本《新村》杂志寄去一年订阅费一圆二十钱，11月6日，他收到新村本部于10月30日寄出的信件。11月9日，他又收到新村本部于10月30日寄出的三册杂志和一份会员章程。对于初创时期的新村运动来说，这份来自异国他乡的关注支持，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在同年12月号的《新村》杂志中，发表有武者小路的《短诗二十四》，其中第三首的开头写道：“一位支那人，/从支那订阅《新村》，/这使我们愉快！/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诗中的“一位支那人”显然是指周作人。周作人陆续收到《新村》杂志后，专门写作一篇在中国大陆最早介绍日本新村运动的文章《日本的新村》，刊登在1919年3月由高一涵负责编辑的《新青年》6卷3号中。周作人在这篇文章中充满感情地赞美道：新村“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真正普遍人生的福音。”新村运动的意义在于“建设模范的人的生活”；新村运动的好处在于既“顺了必然的潮流”，又可免“将来的革命”。这种既向往“社会主义”又畏惧“社会革命”的矛盾心理，其实是半新半旧的中国文化人所面临的最为纠结也最为严峻的人生悖论。 　　1919年7月8日，周作人在武者小路陪同下在石河内村实地考察。7月11日，周作人在武者小路和松本长十郎陪同下离开“新村”。7月29日，周作人在日本写作完成的《访日本新村记》，所尽情表达的是一种天堂净土、精神家园般的朝圣情绪：“我们平常专讲自利，又抱着谬见，以为非损人不能利己，遇见别人――别姓别县别省的人都是如此，别国的人更无论了……我在村中，虽然已没有‘敝国贵邦’的应酬，但终被当作客人，加以优待，这也就是歧视；若到田间工作，便觉如在故乡园中掘地种花，他们也认我为村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