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途中为例分析梁遇春散文六朝文学质素.docVIP

以《途中》为例分析梁遇春散文的六朝文学质素 　　[摘要]以梁遇春的散文《途中》为例,分析梁文中蕴含的六朝文学质素。主要从“对内心的关注”、“文章的醉态”以及“文辞的玲珑繁华”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来发见梁遇春对于六朝文学精神的继续书写,以及中国传统人格和文学对于这位新文学作家的深层塑造。 　　[关键词]梁遇春;《途中》;六朝文学 　　 　　在《〈泪与笑〉序》中,废名这样评价梁遇春的散文:“秋心的散文是我们新文学当中的六朝文,这是一个自然的生长,我们所欣羡不来学不来的,在他写给朋友的书简里,或者更见他的特色,玲珑多态,繁华足媚,其芜杂亦相当,其深厚也正是六朝文章所特有的。”[1] 　　当大多数研究还在执着地探索梁遇春散文与英国随笔的钩连时,他的知交好友却我们指示了另一个方向,即发见中国传统人格和文学对于这位新文学作家的深层塑造。废名的话为我们打开了梁遇春散文研究的另一个向度,即时间向度。如果说英国随笔对于梁遇春是一种地缘的熏染,那么六朝文章则沉淀为作家的历史记忆。 　　废名为梁遇春的散文找到一个修饰语:“六朝”。但是这个词语本身充满了复杂性,因为六朝这一个历史段落中的人与文,并不存在统一的风格。从废名这一段较为模糊的印象式的评论中,我们至少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在废名看来,六朝文与梁遇春文章的契合之处在于“自然”、“玲珑多态、繁华足媚”以及“深厚”的特点。这些形容词支撑起废名对梁遇春散文的感觉和体验,但这种感觉和体验又似乎不是这段言语所能完全包括的,更多的意味,可能需要我们从言语之外去寻找,就像六朝人所说的“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在梁遇春的《途中》,我们似乎感受不到时代的气息和作家对政治的关心。作家仿佛行走在自己的路途上,沉浸在一己的经验中,在“飘着零雨”的“潇洒的秋天”,玩味迎面走来的人物与风景,耽于凝滞不变的古典情味之中。学者吴福辉在评论梁遇春时曾说道:“他是个充分内省型的人”,“梁遇春的内省个性造成他散文笔调的‘内视’特色。”[2]这的确是梁遇春文章的一个鲜明特点。从对外部世界的关心与介入,退守到对于内心幽微的体察与发掘,这是以梁遇春为代表的一些新文学作家的心路历程。梁遇春生存和思考的年代,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中国政局充满着变迁与动荡。五卅惨案、“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革命的失败、“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在这段历史中承受着被凌辱与被屠杀的命运。在这动乱的人间,作家感到世事的无常与生命的脆弱。对于时事政治的言说,也极易成为别有用心者的把柄。所以包括梁遇春在内的一些作家,便退守到自己的内心,其写作的兴趣也转而执着于生命的琐事与个人的经验。 　　对比来看,六朝同样是乱世。三国的分裂与争夺,西晋的“八王之乱”,东晋的灭亡,宋齐梁陈的更迭,侯景之乱……六朝的文人也从此完成了人格与文格的转变:从汉代儒家的政教怀抱、“通经致用,致太平盛世”[3],转而为魏晋的“逍遥游放期风流得意”[3],在政治上进行自我放逐、自我逃避,转而在山水逍遥中把握一己的存在,由此而产生了三曹、建安七子、阮籍、嵇康以及陶渊明和谢灵运的个性写作。他们写作的中心,“不在社会而在个人,不在环境而在内心,不在形质而在精神。”[3]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六朝时期与新文学所处的现代,如果用牟宗三先生的话说,都可以称作是“中国文化生命歧出之时间”[4]。“所谓歧出,是以正宗之儒家为准。”[4]儒家经学对于文人思想控制的放松,使文学得以从“载道”走向“言志”,从而放大文学自身的生命范围,容纳更多缘情的写作与性灵的写作。 　　在与梁遇春相同的时代之中,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以文学为工具,争取思想的自由与解放,与反动势力做着至死无悔的对抗。而梁遇春这样的作家,却回归到传统的隐士人格之中,在潮湿的天气中,闲暇悠然地想念起姜白石的诗句:“人生难得秋前雨”。这恐怕仍然与作家的个人气质相关吧,所以废名说梁遇春的文章乃有独特的六朝风味。 　　此外,梁遇春在《途中》告诉我们:“受了雨水的洗礼,精神变得格外地清醒。”但是当笔者阅读这篇《途中》时,笔者仍然感到他一贯的写作风格的延续,即一种氤氲在文字之中的微醺的情态。文章中的许多字眼都与这种意境相符:“懒洋洋”、“已撄世网,醉生梦死久矣”、“我的梦”、“神魂飞在九霄云外”……这又让人不禁联想到“竹林七贤”的醉歌了。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5]由此看来,酒对于阮籍是一种面具,外表的醉意疯癫,是为了将内心最隐秘的伤痛掩盖;外表的狂荡疏放,包裹着最为清醒的谨慎小心。而梁遇春对于酒亦有一份情缘,“在这急景流年的人生里,我愿高举盛到杯缘的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