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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理融资的法律问题研究 　　【摘 要】保理是一种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基础的综合金融服务。保理融资对于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保理融资相关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有可转让的应收账款范围过窄、让与通知规定存在漏洞和缺少优先权规则。对此，我国应承认未来应收账款的可转让性、承认受让人的让与通知主体资格和明确以登记为标准的优先权规则。 　　【关键词】保理融资；应收账款转让；债权让与 　　一、保理融资概述 　　（一）保理的概念 　　我国《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保理业务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保理服务虽不局限于应收账款融资，还包括应收账款管理、催收等服务内容，但就目前国内的保理实践来看，应收账款融资应是保理行业的核心业务，且也是法律问题凸显的领域，本文亦以债权让与融资为主题，所以下文称“保理”以及“保理服务”如无特别指出，仅限于“保理融资”意义。 　　（二）保理的法律性质 　　在保理的产生发展的历程中，学术界对保理存在不同的观点和认识，主要有委托代理说、债权质押说、清偿代位说等。保理的法律性质不能用委托代理、债权质押和清偿代位来解释，它们虽与保理业务有相似之处，但不符合保理的主要特征。笔者认为，结合保理运作的过程，并参照法律规范，保理的法律性质应定性为具有商事特征的债权让与。 　　从保理的运作来看，保理运作的基础是应收账款转让，保理商以新债权人的名义从事应收账款催收、应收账款管理、应收账款融资和坏账担保等服务，应收账款转让本质上便属于债权让与的范畴；从国内外立法实践来看，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保理公约》以及国际保理商联合会制定的《国际保理通则》均是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原理和前提，联合国《国际贸易中的应收账款转让公约》更是明确将保理视为最典型的范例。我国的保理业立法，如《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上海、重庆、深圳等各地商业保理暂行办法，也均是将保理定位于应收账款债权转让。 　　但与其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保理的原理是基于民法的债权让与，但是现代保理具有鲜明的商事特征，明显的区别于一般民事债权让与。由于商业社会追求便捷、资源最大化利用，现代保理已经在很多方面突破了民法上传统的债权让与理论，如否认当事人之间禁止特约的效力、关于让与通知的特别规定、应收账款转让登记的效力等。而这些突破反映出传统民法理论与社会实践需求脱节现象，其实也正是本论文所研究的保理融资的法律问题。 　　（三）保理融资的市场需求 　　保理最近几年在我国发展速度惊人，那么其市场需求来自哪里呢？简单来说，广大的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问题，它们往往缺乏房产、大型固定资产等，因而很难得到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融资，而同时由于赊销的普遍，中小企业由于其弱势的市场地位导致其应收账款普遍地增长，因而保理这一应收账款融资机制有利于缓解广大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对于大型企业，其虽不存在融资难得问题，但是过高的应收账款比率往往意味着财务风险，所以其可以将一部分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以达到更优化的财务比率，也即达到美化财务报表的目的。 　　二、保理融资的法律问题 　　（一）可转让的应收账款的范围过窄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79条规定，有三种债权不得让与，即依合同性质、当事人的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不能转让的债权不得让与。可让与债权范围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应收账款债权，但是保理这种具有商事特征的应收账款债权让与，与债权让与一般规定产生了冲突，其中争议最大就是：一个是有禁止转让约定的应收账款是否可以办理保理业务；一个是未来的应收账款是否可以办理保理业务。 　　《合同法》第79条承认了当事人之间禁止转让债权约定的效力，但是否对受让人生效，是否可以对抗善意受让人，这在学术界争议颇大。保理实践中，保理商对于有禁止转让约定的应收账款通常是拒绝办理保理业务，但是难免出现审查失误的情况，此外，当禁止转让的约定是以主商务合同外的补充协议出现的时候，保理商更是难以审查是否存在禁止转让约定，这在实务中给保理商带来很大困扰。 　　我国合同法对于未来债权能否转让并没有做出任何直接规定。有学者就认为根据合同法的基本理论，债权让与合同应当具备三个要件：存在有效的债权、债权具备可让与性、转让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未来债权不满足第一个要件，以不存在的债权进行转让只会导致转让合同的不成立或者效力待定[1]。另外，我国《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便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基于不合法基础交易合同、寄售合同、未来应收账款、权属不清的应收账款、因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求权等开展保理融资业务。未来应收账款是指合同项下卖方义务未履行完毕的预期应收账款”。 　　然而未来债权让与在保理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