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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突破 　　苏联解体之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俄罗斯步入低谷，2007年尤为明显。与西方发达国家持续升温的“马克思热”相比，这一年俄罗斯新发表的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成果较少，许多论著只是涉及这一问题。归纳起来看，主要集中在“十月革命”、新版《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这三个方面，且有一些突破性的亮点。 　　 　　一 　　 　　2007年是“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俄罗斯学术界虽然没有就此举行任何学术研讨活动，但相关的讨论却屡屡出现在《自由思想》杂志和《文学报》等出版物上。讨论主要围绕两个话题进行。 　　第一，“十月革命”发生的原因。近年来，俄罗斯出现了一种流行甚广的说法，认为1917年“十月革命”的发生是偶然现象，是以列宁为首的少数知识分子，而且是非俄罗斯族的知识分子(列宁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四分之一的卡尔梅克血统，托洛茨基、捷尔任斯基、季诺维也夫是犹太人，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强加在俄罗斯头上的。有的人还利用来自西方国家的材料说，“十月革命”的发生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为改变东西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对列宁给以资助并帮助他回国发动革命，条件是革命成功后退出战争。有人据此说列宁是德国间谍。许多文章对这种说法予以驳斥。其中最系统、理论色彩最浓的是《共产党人》2007年第5期发表的B.萨普雷金的长文《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由人的前史走向真正人的历史道路上伟大的一步》。 　　萨普雷金从多方面对十月革命的客观必然性作了说明，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引用了许多十月革命反对者的话，证明革命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例如，十月革命的坚决反对者、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H.A.别尔嘉耶夫说：“过去，人民群众感觉到建立在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制度是不公正的，但他们温顺地、安静地接受了自己的痛苦命运。但是，这样一个时刻来到了：这时他们不想再忍受了，他们的整个心理状态发生了变化……。没有这样的心理上的变化，列宁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革命计划并夺得政权。”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C.H.布尔加科夫和C.A.弗兰克也说：“毫无疑问，俄国革命是由此前各种条件的总和所准备好了的”0，“革命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政变。它的意义更为深刻，因为它是由许多世纪作为‘阶级对立’的补充的人民与文化的异化过程所决定的”。连白卫军的首领邓尼金也承认：到1917年，“真的需要从天上降一个响雷下来，以便迫使所有的人看清楚自己和自己的路”。二是引用大量实证材料证明在1917年社会革命已经不可避免。例如，“十月革命”前俄国82.4％的人口是农民，其中65％是贫农，20％是中农，15％是富农。农民的状况可以用两个字概括――贫穷。由于贫穷和饥饿，俄国的新生儿26.3％在一岁之前就夭折了。20世纪初，80％的俄罗斯人是文盲，99％的工人和农民信教，除了政治上、经济上受沙皇和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外，还要在精神上受教会的奴役。贫穷与苦难必然导致冲突和反抗。知识分子之所以要发动革命，原因之一是他们天然倾向于社会主义。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他们世代生活在农民村社之中，而在村社中没有土地私有，农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在生产和生活中互助合作。在这样的土地上形成的传统不是自由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自身的贫穷。1917年4月，中学教师、大学中资历较浅的教师、一般工程师、城市的部分医生，40％年收入在1500-3000卢布之间，还有40％低于1500卢布。而在斯摩棱斯克省，65.6％的教师年收入只有480-504卢布，生活之困苦可想而知。鉴于上述情况，社会主义被众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所以，“如果这个剥削制度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在1917年‘死掉’，1917年发生的事推后一些时间也要发生”。 　　第二，“十月革命”的性质。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十月革命”的必然性，但并不认为它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俄罗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C.卡拉－穆尔扎的基本观点是，“十月革命”的哲学基础是“罩着马克思主义薄膜的农民的村社共产主义”。“十月革命”是由村社农民完成的，当时的工人与士兵都只是些换了服装的青年农民。他们在村社中、军队中和劳动集体中被高度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了，精神状态和文化状态达到了顶点。“用葛兰西的话说，这些俄罗斯人把全世界劳动人民积攒了三百年的精神能量都吸收到自己身上了。”是他们为自己选择了合适的政党，任命了指挥员。他们追求的是由东正教培育的村社农民共产主义。正是他们完成了“十月革命”，使苏联成为超级大国。然而，经过四五代人的更替，曾经支持了“十月革命”的俄罗斯人的文化特点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苏联领导人没有正视这一变化，有所前进，最终导致了“十月革命”开辟的事业的失败。B.布罗夫同样对“十月革命”的性质作了分析。他在《文学报》上发表的文章《社会主义的?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