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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诗言志理论再探讨 　　摘要：在古代诗歌理论中声名显赫的“诗言志”之说历来被视为儒家诗歌理论之圭臬。但它既不是出自遥远的虞舜，也不是出自春秋末年的孔子，而是战国中后期儒家整编古史时所提出的观点。“诗言志”的说法简明扼要，非常适合那个时代的社会需要，所以广为流传。在孔子及其弟子的诗歌理论中，情、志并重。将“情”逐出而只讲“诗言志”，那是后儒的事情。从郭店简和上博简的相关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及其弟子诗歌理论的内容，其要点是既重视诗言志，亦强调诗须言情。这与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孔子诗歌理论是吻合的。 　　关键词：儒家；诗言志；《性自命出》；郭店简；上博简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01－0067－06 　　 　　在古代诗歌理论中，“诗言志”之说影响甚巨，可是对于这一说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却往往关注得不够。以之作为先秦儒家诗歌理论的主线，亦不全面。郭店简和上博简为我们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今不揣浅陋，陈述若干鄙见，敬请专家指正。 　　 　　一、儒家“诗言志”理论的历史发展 　　 　　研究儒家诗歌理论的专家往往认为，“诗言志”远自尧舜时代便已存在。《尚书?尧典》有舜命夔“典乐”时的言辞，其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①，《史记?五帝本纪》引此稍有变动，改“诗言志”为“诗言意”。《史记正义》引孔安国说云：“诗言志以导其心，歌咏其义以长其言也。”儒家诗歌理论对于“诗言志”之说非常重视，清儒或将此视为“千古说诗之祖。……诗之体用，尽于是矣”，并且认为此语一定为虞舜所说，“惜其时诗皆不传，仅闻《击壤》、《康衢》数歌，然又非诗体。可见古诗逸者尚多”②。其实，《尚书?尧典》的成书年代历经专家研究，已经可以肯定是在战国中后期③，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诗言志”之说既不是出自遥远的虞舜，也不是出自春秋末年的孔子，而是战国中后期儒家整编古史时所提出的看法。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战国儒家的述古之作，但谓“诗言志”就是尧舜时代的理论，亦得不到有力的佐证。愚以为，“诗言志”的说法简明扼要，非常适合战国时代的社会需要，所以广为流传，整编古史时将其披上圣王言论的外衣。借圣王之口而述己意，这是战国时期整编古史时的习见做法。“诗言志”亦当如此。 　　后世儒家诗歌理论的核心是诗、志一体说。“诗言志”本来是春秋时期贵族在礼仪场合赋诗的概念，明确的历史记载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此年，以晋、楚为首的各诸侯国在举行弭兵大会以后，晋卿赵武返国途中经郑，郑卿伯有赋《鹑之贲贲》之诗，赵武觉得他的赋诗很不妥当，并由此预言伯有将会有祸患发生，赵武说： 　　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 　　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 　　郑卿伯有奢泰骄横，赋诗已露端倪，故而赵武认为他不能长久。赵武所谓“诗以言志”，这种观点代表了当时贵族对于诗的一般看法，即诗为“志”而发，由诗可以观其志向。 　　战国秦汉时期，儒家学派论诗多关注“诗言志”的问题。孟子认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④。孟子虽然看到了诗的辞句与诗志有不一致的地方，但他强调必须关注《诗》中之“志”（“以意逆志”），而不必顾及其余。他强调要领会诗中所言之志，实际上肯定诗是志的表达。荀子讲到“天下之道”的时候，说： 　　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乡是者臧，倍是者亡。乡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⑤ 　　荀子将圣王之道具体转化为儒家经典来讨论。他将诗之志与天下兴亡的政治密切视为一体，充分体现了“诗言志”的重要性。《诗序》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⑥《说文》谓：“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⑦这个训释与《诗序》如出一辙，都可以代表战国秦汉时期儒家学派的一般看法。汉儒将志、意互训的情况表明，司马迁说“《诗》以达意”实为“诗言志”的另一种表达⑧。魏晋南北朝时期，儒者发挥此说，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云：“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⑨这里所谓“应物斯感”，指出了外在事物对于人心志的影响。在理学思潮影响下，宋儒在“诗言志”的观念中引入了礼和理等观念，使志与诗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如，程颐谓“三百篇皆止于礼义，……圣人取其归止于礼义而已”⑩，杨简《慈湖诗传?自序》亦谓“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