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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科举教育制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感想 　　王毅：２００５年之中，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就是废除科举制度一百周年。 　　科举被废除虽然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之久了，但是它的影响、它给中国历史留下的许多值得思考之处，这些东西的意义还远远没有消逝。所以恰逢这样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就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以及科举制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系做一点讨论。 　　王学泰：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在这个题目之下，有些什么值得今天特别回味和深入认识的问题。 　　 　　科举之废与晚清局势 　　 　　王毅：现在人们对于科举和科举时代的教育与考试制度可能已经感觉十分遥远。举一个例子，汪曾祺先生在１９５７年发表一篇介绍国子监来龙去脉的散文，文章的开头就说他以前虽去过国子监，但是从外表看不出这座皇权时代国家大学有什么制度要领；他又从首都图书馆借了几十本有关的书来看，仍是所得不多；最后他还是听了一位当年在国子监当差、侍候过翁同和、陆润庠等晚清“祭酒”（类似后来的国立大学校长）的杂役聊天中对许多当年情况的介绍，才明白了有关国子监的许多事情。对于传统文化有深厚修养的汪先生尚且如此，别人的情况就不难得知。所以在更具体的讨论之前，还是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废科举的具体过程。 　　王学泰：一百年前，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１９０５年９月２日）上谕，接受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六位大臣的吁请，“自丙午（１９０６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也就是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影响极深的科举制度就此终结了。这个决定似乎有些突然，主持科举的礼部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刚刚费了好大的力气破除迷信（人们认为明代修贡院而亡国，修贡院不吉利，所以一直任其破败；庚子事变后简直不能用了），准备重修已经很残破不堪的贡院，没想到贡院从此没用了（北京贡院拆毁最早，一进民国就成为居民区了）！ 　　废除科举是件大事，因为它面对的几十万读书人和一千多年深入人心的影响。戊戌变法时，康梁虽然也提出“兴学校”，但没有敢提“废科举”，那时只提“废八股”（也许这是个策略，因为学校与科举不两立，学校兴，科举必废），“八股”已经做了五百多年，可以说连新的题目都出不来了（清代八股文题目都要用“四书”原文），八股文的“截搭题”（上句之尾与下句之头，凑成的题。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以截搭为“说乎有朋”）的荒谬，使得这种文体已经弄到人神共愤的地步。 　　王毅：这种考试方式的荒谬程度，可举一个例子以见一斑：陈独秀在《自传》中记述自己当年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况，当时出的截搭题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陈独秀回忆说：“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 　　王学泰：戊戌变法在老佛爷的干预下失败了，“新政”几乎被扫荡殆尽，但戊戌政变后仅两年就是庚子事变，经过事变而转危为安的老佛爷性格有些改变，用唐德刚先生话说“气焰也低了，私欲也少了；年纪也大了，把握也小了。自此军政大事，也不敢乱作主张”（《晚清七十年》）了，对于社会上变革要求逐渐能够感应了。当时热衷新政、兴学校的地方官都切实感到“学校养士”与“科举取士”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宋代徽宗时，搞“三舍法”也一度废科举），长期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首先提出要在十年之内废科举，当时的军机大臣是遇事模棱两可的、人称“琉璃球”子的王文韶在废科举问题上却态度坚决，持反对态度，而且毫不退让，并扬言“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另一个军机大臣是荣禄，他是满人，非科举出身，不好表态。拖到１９０５年５月，王文韶因老病离开军机处，主张立即废止科举的袁世凯看准了机会，联合端方又拉上张之洞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废除了科举制度。 　　 　　科举虽废，余绪犹存 　　 　　王毅：的确，废除科举这么大的事情在倏乎之间就完成了，这似乎应该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制度变迁的大势所趋。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说以科举为代表的传统教育选拔制度，真的已经离我们而远去、真的已经成为历史了。 　　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博弈过程有许多戏剧性的场面，比如当初设立“京师大学堂”的时候，因为科举制影响之大，使得每到了乡试、会试期间，大学堂宿舍中的学生就走空了一半。这种局面现在当然不能想象了，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在我们今天的教育考试制度中，科举制度确立的许多基本的原则，比如把知识的本源归附于政治权力、把体察“圣人”的意志和语录作为学习与考试的唯一标准（“代圣立言”），比如对于人类多元文化成果的排斥，比如教育体制与国家行政体制的高度合一，比如因为教育考试体制与行政体制一体同构而导致的严重腐败等等，就依然一直严重地梗塞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