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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社会流动与地位获得研究综述 　　[关键词]地位获得；社会流动；社会分层 　　 　　关于地位获得与社会流动的中国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从时间上对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和社会转型时期对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造成的影响的研究。一类从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制度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出发来解释地位获得；还有一类是关于一些特殊职业群体的地位获得的研究。 　　 　　一、对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差异的研究 　　 　　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差异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即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和社会转型时期对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造成的影响的研究。 　　 　　(一)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的研究 　　对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进行的较为系统的社会学研究，最早的是怀默霆。他用=手资料，主要记录了中国居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状况以及他们对文革前、文革初的状况的回顾。他认为，毛泽东主义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机会比较均等的社会，与旧中国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是一个更为平等的国家(Martin King Whyte,1975)。 　　白威廉的分析重点是机会平等与不平等问题。他利用在香港收集到的样本，采用了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对中国城市居民从1930年到1978年的五个代际群体是如何获得教育、职业和收入的机会进行了分析。他对教育地位获得过程的分析发现，文革前获得高教育水平的，其父亲往往也是受过较高教育、从事较高职业的，但这两种联系在文革中被割断了。另外，文革前男性比女性优先获得教育机会，而文革后男女受教育的机会大体一样；职业地位的获得过程是，文革前，父亲的职业地位高，其子女的职业地位也高，文革后，这一点未有改进；文革前，教育水平高的人往往更有机会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但是文革后这一情况不复存在了。对收入地位的分析结果是，对教育程度的收入回报，文革前是正的，但文革后是负的。白威廉1970年代的样本己表现出1980年的中国城市收入结构的脑体倒挂现象。他认为，文化革命将中国从一个革命后比较平均的结构推向几乎是“非阶层化”的大平均主义的结构(Walham Parish,1984)。 　　林南和边燕杰利用天津1985年问卷调查资料涉及了一个重要的单位地位指标，即所有制性质――国有、非国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分配方式，在西方的职业地位获得分析是以职业地位分析为核心的，唐纳德?特来曼认为，在工业化程度低的社会，职业地位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依赖家庭背景。工业化程度高的社会，将打破父子职业地位继承关系，代之而起的是以教育为中介的职业地位获得模式。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研究地位获得过程，应该着重研究“单位地位”，而不仅仅是职业地位。虽然特来曼的工业化地位获得理论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林南和边燕杰认为，社会地位的确定和测量必须考虑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而不能依赖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发现出来的所谓“通用指标”(林南、边燕杰1991，边燕杰1994)。 　　魏昂德(AndrewWalder)的单位依附理论说明了工作单位在中国作为政治经济地位的重要性：魏昂德认为，社会主义精英群体包括管理者精英和专业化精英两个部分，他同时强调进入精英群体的途径、标准和后果都是不同的。他根据实证资料提出，进入管理者精英的途径需要有高学历，良好的政治素质，其职业享有相当的社会声望和权威，并有可观的物质利益。与此不同，进人专业化精英的途径，需要有学历。但不要求政治资本，其职业的社会声望高，而获得权威和物质利益(Andrew Walder 1986)。 　　泽林尼(szdenyi)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可能从形式上是平均主义的，但是在如何分配公共物品上是很不平等的：有再分配权力的干部享有特权，占有住房等公共物品，而无再分配能力的一般工人则只能享用分配给他们的那一很小的分额。所以，拥有再分配权力是获得精英阶级地位的必要条件，他认为，官僚和高知同时享有再分配实惠，但是权力结构是分化的，政治忠诚和文化教育同是向上流动的机制(Ivan Szelenyl,1983)。 　　边燕杰等人的论文则认为，社会主义精英既是政党国家再分配功能的代理人，即物质利益的满足将保证精英阶层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又是其控制功能的代理人，即精英阶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处于支配地位，所以即使精英阶层未得到物质利益的满足，他们仍将产生优越感，认同较高的社会地位。(边燕杰1995)。 　　 　　(三)社会转型对社会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影响的研究 　　维克多?尼的论文《市场转型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对社会转型对社会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体系造成的变化进行了研究。他假定，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