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发生的思想转变.docVIP

当代文学发生的思想转变 　　中国的新文学（这里的新文学是相对于中国旧文学而言，而不是指“五四新文学”这一特定概念）从1917年的“白话文运动”一直发展到今天，已经风风雨雨地走过了将近九十年的历史。文学史家通常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将这九十年的文学史划为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段。事实上，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变并不是在1949这一年之间陡然完成的，它们之间有一个过渡的过程。左翼无产阶级文学尤其是延安文学（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个过渡过程中充当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从五四文学到延安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很多五四时期概念的内涵随之发生了改变，比如人民、启蒙、乡村等等。这些渐变实际上可以作为当代文学发生的一种线索来进行考察。本文试图通过对“人的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在从五四文学到延安文学期间发生的改变作一定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探讨这一现象背后所蕴涵的思想的变化，以作为对当代文学发生的一种思考。 　　新文学诞生之初，文学和人的关系问题就被提出，在之后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也一直成为被关注和试图解决的对象。1918年，周作人就在《人的文学》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他要求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必须以认真严肃的、而并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对改造社会持积极的态度，而且，还要展示“理想的生活”。1919年，周作人又提出了“平民文学”的概念。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人的文学”概念的具体化。周作人强调要以通俗的白话语体描写人民大众生活的真实情状，忠实地反映“世间普遍男女的悲欢成败”，描写大多数人的“真挚的思想与事实”。“人的文学”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话题，它一经周作人提出就得到了新文学先驱们的大力拥护。胡适称《人的文学》是“一篇平实伟大的宣言”，“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就叫做‘人的文学’”。傅斯年认为“白话文的内心，就以他所说的以人道主义为本”。“人的文学”由时代推出，又激动了那个时代，不是仅仅因为它动听，而是因为它代表了几代人对于一种新的文学理想的诉求，最终获得了实现。这个口号的提出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具有伟大的建设性意义，它大大推进了文学革命的发展。为人生的写实文学（包括乡土小说）这样一种文学潮流就是应这个口号而生。 　　“人的文学”是应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要求而发生的，然而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发展并不顺利。“人的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得到了比较充足的发展，然而到了20世纪后期，随着时代的要求由文化启蒙变成了政治救亡，它不再作为主流文学思潮而存在，而是让位于应革命要求而兴起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潮流。在无产阶级文学批评不断的批判和打击之下，五四所提出“人的文学”不断萎缩和变异，尤其是经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磅炮轰，终于为“工农兵文学”所取代。 　　无产阶级文学批评从诞生之初就对五四新文学提出的“人的文学”存在不满的倾向，一直对其提出强烈的批评和非难。这种非难主要集中于“反对人的文学的抽象性，认为它对人的解释与文学的解释均脱离现实语境，不能突出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及其对文学的特别要求。” 　　首先是对“人”的解释与定位。尽管五四新文学提倡“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但实际上这种“平民文学”主要是区别于封建传统的“贵族文学”；这里的“平民”，也主要是指针对于封建贵族阶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知识群体，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劳动大众。五四之后的新文学及其读者一直局限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并未向真正的大众扩展。所以鲁迅到1927年仍断然地说：“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他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1931年左联成立之后，为了促进革命的发展，希望通过文艺来号召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积极推动了文艺大众化运动。这次运动对大众有了比较具体的定位，专门指广大的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但关注点往往又局限于语言和表现形式的通俗化。抗战时期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关注的也还是文艺形式的问题。所以“新文学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潮始终企求与民众发生密切关联，让文学能超越少数文化人玩赏的范围，成为多数普通人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但在二三十年代，文艺向民众靠拢，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只能是作家艺术家自上而下的启蒙式的文学变革，而不可能成为作家艺术家真正与民众结合，并以民众为文学主体的文学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发展为解放区）。在中共的红色政权领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