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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买办转化问题 　　【摘要】本文以清末至民初的买办制度为视角，从整个历史进程中来看买办阶层的变迁和发展。他作为当时一个新的行业，作为资产阶级的一个阶层，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我们应该追踪它的变化，如实地反映它衍生和转化的动态，从而厘清买办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买办，社会阶层，转化 　　买办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特殊阶层、群体，它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它的产生早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他们的活动涉及到政治和经济、城市和乡村、国内和国外、官僚和平民，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的足迹。 　　鸦片战争后，买办成为了一个新行业。他们的财富来路和传统社会里以三百六十行为生计的人完全不同。按照李鸿章的说法，这是“于士农工商之外，别立一业”，后来我们称之为买办阶级。作为一个新行业，买办是一个很不稳定的集团，进与出的转化都是频繁的。 　　一、绅士阶层向买办转化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公行的壁垒虽然被推倒了，但是跨过公行的废墟，外国商人发现横亘在他们面前的还有一些难以突破的障碍。例如：怡和洋行为了谋取巨额贷款的机会，需要贿赂北京城内的官员，在佣金上讨价还价；为了摸清海军衙门的动态，需要窃取奕励的函稿，收集来访者的名片；为了行事方便，需要以“借款”结交督抚大员。所有这些“业务活动”都迫使洋商感到不但需要熟悉商情的买办，而且需要熟悉“官情”的买办。另一方面，买办的丰厚收人也吸引了一些绅士，甚至一些权贵参加到买办队伍中来。譬如两江总督沈葆祯的孙子（沈昆山）、禁烟督办柯逢时的公子（柯纪文） 、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同乡（吴调卿）等都变成名噪一时的买办。把绅士阶层的人转化为买办，满足了外商企业“社会渗透”的需要。天津汇丰银行把淮系系统的吴调卿廷聘为买办后，这根线可直通李鸿章，在贷款业务上果然是左右逢源，得益不少。英美烟公司在旧中国是把绅士转化为买办搞“社会渗透”的能手。它们曾经使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秘书化名为黄贤经营全省的批发业务达二十五年之久，也曾经把邬挺生这个牧师的儿子打扮成熊希龄政府的国务院咨议，后来又塞进了上海卷烟业公会担任会长。绅士阶层转化为买办，是中国近代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很突出的情况。 　　二、买办向官僚转化 　　买办虽然出现在一个封建社会濒临崩溃的历史环境中，但封建权势的影响毕竟仍然很大，因此他们之中有不少的人原来也曾寄希望于正途出身。如郑观应是在“小试不售”才“赴沪学贾”的；朱志尧先后考了二十一次，才中了一个秀才，后来又曾经跟随舅父马建忠游学法国和意大利。这些人即使做了买办以后，也并没有忘情于捞一个封建官衔，甚至捞一个官职。盛宣怀曾经忠告他的一位搞商务的朋友说：“目前办理商务，若不愿为他人之下，仍可列主事之衔。”那就是说，要出来搞搞商务，起码也得要弄一个主事的头衔，否则连拜客都困难，更不要说谈生意了。早期著名的买办（吴健彰、杨坊、唐廷枢、徐润、郑官应等）没有一个不纳资捐官。纳资捐官还不算是真正转化为官僚，顶多只能说有转化的趋势。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由买办直接转化为官僚的尚不多见。十九世纪比较著名的例子是旗昌洋行买办吴健彰和怡和洋行买办杨坊；二十世纪比较突出的恐怕要数前德商孔士洋行买办严家淦了。 　　买办向官僚转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适应封建政权的政治和经济的需要。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凌下，“剿抚均不得手”，搞得焦头烂额，以致“夷逆鸱张，一筹莫展”，面临着一大堆“夷务”棘手异常。迫于形势，道光帝一八四五年严谕两广总督祁绩，要他“不拘资格，即行奏请升调”那些“洞悉夷情，深通韬略”的人。祁绩推荐了怡和行的伍崇嗜和同旗昌洋行素有往来的同顺行的吴天显。吴天显的兄弟吴健彰就是因缘这一关系，，才“不拘资格”地在一八四八年当上了苏松太兵备道。吴健彰大概是中国第一个由买办转化为官僚的。杨坊做官的路子基本上同吴健彰一样，所不同的是杨坊不是从广东移植过来的，而是上海开埠后新涌现出来的宁波帮买办。由此可见，五十年代买办向官僚转化具有其特定的条件，即清政府对洋人“一筹莫展”和迫切要求引用“洞悉夷情”的人。 　　三、买办转化为官督商办 　　七十年代买办开始向官督商办官员转化。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创办官督商办企业的李鸿章急需罗致一批既能与洋人周旋，又熟悉新式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又富有资财的人。买办在当时是最合适的对象。官督商办企业是十九世纪买办转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唐廷枢、徐润、郑官应应邀参加清政府所主持的官督商办企业，并担任商总、总办、会办等职时，都已经辞去了或已不再担任买办的职务。因此不能再说他们是买办了。而且他们所经办的企业同外国资本在华利益也有直接冲突的一面，并不是代表外国资本的利益，站在买办的立场办企业的。从他们在官督商办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