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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全面发展内涵商榷 　　摘 要：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首次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补充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化“人的全面发展”内涵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共产主义形成全新的认识，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本文试从存在论视域、认识论视域对人的全面发展内涵做出新的探索，以期对这些方面研究的深入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存在论；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029-03 　　一、存在论视域中“人的全面发展”的思考 　　存在作为哲学的核心范畴，自巴门尼德提出以来，历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发扬光大，到现代西方存在主义盛行一时，恩格斯甚至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归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存在问题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对人的全面发展作存在论意域上的理性论证，不仅应当成为我们理论研究的前提，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的紧迫感。 　　（一）“人的全面发展”存在论探索的意义 　　1.理论意义。正如哲学伟人所论述的那样，存在――“to be ”或者“to on”是最大的前提和最普遍的概念，存在规定着“being”存在者――人的全面发展，只有人的全面发展存在着即“to be”，才有进一步论述其他规定性的可能性。这里引用现代西方存在主义的观点：“存在先于本质”。 　　作为人学理论研究核心的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理应不可避免首先涉及存在的问题，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存在做出理性论证。然而长期以来，在我们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是什么的问题时，似乎早已把它的存在当作自明性的了。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自明性的东西，而且只有自明的东西即康德所说的通常理性的秘密判断――应当成为并且应当始终是分析工作的突出课题即哲学的事业”，“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存在当做自明性的”[1]。 　　2.现实意义。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的全面发展是否是真实的存在，即人的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社会能否实现的问题，一直以来成为一些人的普遍质疑。对这一问题的正面阐述和证明，不仅可以有力地回击西方社会对共产主义的抨击，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更加坚定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自觉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高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人的全面发展”的存在证明 　　恩格斯首次明确地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然而当我们论述存在的时候却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存在不仅包括“现实存在”，也包括“思维存在”，因此本文以下将从思维和现实两个方面论证“人的全面发展”的存在。 　　1.逻辑思维中的存在。当我们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是什么、是怎样、或者不是什么的时候，它已经存在于我们的逻辑思维中。正如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所说的那样：“所是的东西不能不是，这是确信的途径，与真理同行……”[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3]，“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我们既然可以用“是”对人的全面发展做出语言表述，它就是“to be”即存在的。即按照传统逻辑学――形式逻辑学的同一律，是者“是”在或者存在于我们的逻辑思维中。 　　2.现实实践中的存在。如果“人的全面发展”仅仅存在于我们的逻辑思维中，它还不是最真实的存在，最重要的是身体力行全面发展的人存在于我们的现实实践中。从早期人类对于温饱和体魄健康的追求，到源自泰勒斯的闲暇之余的思辨精神和爱智慧活动，再到亚里士多德对于社会生活中“德性”的崇尚：“我们自然地获得德性，但却通过习惯培养起德性”，又到中国现代以来所实践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最后直到全球化以来“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形成”成为可能，人类无时无刻不在践行着发展的全面性。因此，全面发展最真实地“to be”在我们的实践中。 　　二、认识论视域中“人的全面发展”内涵的思考 　　在通过理性论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存在问题后，我们转而研究人的全面发展是什么，然而在这个问题面前我们却彷徨了。对什么才是“人的全面发展”，古今中外的哲学家、社会学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在总结前人探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对“人的全面发展”内涵的新认识。 　　（一）“人的全面发展”内涵的不可“定”义性 　　“人的全面发展”其内涵的不可“定”义性并不是康德意义的不可知论，而是源于以下对人全面发展内涵的具体历史性、发展的开放性、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性认识。 　　1.具体历史性。一方面，在具体条件下，相对于具体人而言，由于自然禀赋、社会环境、实践水平的差异，人的全面发展内涵具有相对性，可以预见即使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也不可能实现每个人同步同等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人的全面发展内涵也具有相对性。在全面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