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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怎样分析太平天国运动一文商榷 　　[关键词]批判，情感，肯定，否定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9―0031―04 　　 　　《历史教学》2010年6月上半月刊刊登了无锡市第六高中特级教师尤克光《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怎样分析太平天国运动》一文(以下简称尤文)，该文运用批判性思维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教学分析，但在批判性思维的理解与运用上存在误区，运用史料方面亦有可商榷之处。特此撰文，求教于方家。 　　 　　一、从《太平杂说》说起 　　 　　《太平杂说》是文学教授潘旭澜先生的论著。潘先生“隔行论史”，以时下流行的某种“新理念”“新的话语”向太平天国研究领域的“主流理念”发出挑战。《太平杂说》认为：洪氏宗教是“政治性邪教”，洪秀全是“暴君加邪教主”，太平天国政权的本质是“蒙昧主义、非文化、反人类进步潮流的君权加神权统治，只能对中国走向近代文明造成极端严重的阻塞”。“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的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化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等等。 　　《太平杂说》对于“激活学术”不无裨益，但以情感宣泄的方式全面否定太平天国，多少有点武断。这种观点根本不是什么创新，仅仅是旧说的翻新。我们可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太平天国研究领域找到类似的说法。《太平杂说》未必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但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并被不断地转载引用。凡批评太平天国者少有不引此书为依据的，尤文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其诸多观点和论述与《太平杂说》或雷同、或类似，抑有进者，摘自《太平杂说》的文字也不少。如“洪杨等人，本质上是极端仇视知识文化的”，“鲁迅向来主张反抗压迫、以恶抗恶。他对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固然向无好言，但在谈及历史上的所谓农民起义时，却也从无褒词”。以上所述，其意不在于“歪批”《太平杂说》，只是想提醒，引用该书观点时应谨慎。太平天国的是非功过，绝非是一味的肯定或否定所能涵盖的。 　　朱维铮先生说得好，近年来有关太平天国史的异说迭出，越来越趋向对它否定。有歧见是好事，但前提应是厘清历史实相。可惜近年有关太平天国史的异说，或斥其信仰为“邪教”，或骂它破坏文化为“焚书坑儒”，或谓它不配称作“农民战争”，却都止于詈骂，所谓论证都是按照非此即彼的直线逻辑，你说是而我说非。那底蕴还在趋时，或者说是跟风。假如真信治学“实事求是”，那么空言说史与臆度注经，同样破坏无征不信的传统，用曾经时髦的话说，适足以“添乱”而已。 　　 　　二、商榷与探讨 　　 　　1　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中国记事》? 　　尤老师引用了马克思1862年《中国记事》一文中将太平天国比喻成“魔鬼化身”的一段话来否定太平天国。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实际上，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这种变化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认识的局限性等息息相关。因此要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必须对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具体的全面分析。 　　其实，在2001年5月于南京举行的太平天国史学术研讨会上，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证，指出在1860年左右，太平天国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发生变化，西方列强由表面中立转而支持清政府以武力镇压太平天国。一些西方外交官、传教士发表大量文章报告，抓住太平天国的缺点大做文章，歪曲事实，为镇压太平天国制造舆论。马克思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撰写了《中国记事》一文。他根据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的不实之词做出了上述论断，显然有悖事实，也事出有因。但我们应该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不能光凭马克思的只言片语就全面否定太平天国，不能因为马克思起初充分肯定太平天国的革命性就神化太平天国，也不能因为他后期对太平天国封建性的指责就鬼化太平天国。 　　尤文不作辨析，便将马克思的这段话奉为经典，轻率地作出“马克思了解事实真相”和“马克思建立在大量材料基础上的结论显示了高超的洞察力”的论断。不知尤老师所说的“大量材料”究竟是什么?何谓“高超的洞察力”?什么是“事实真相”?且不说尤老师的引文出现了多处本不该犯的错误(笔者已作更正)。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有失公允，但总的说来，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还是基本肯定的。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太平天国的上帝教说成是邪教，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