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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宗教积极作用思考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在同一时间点上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积极作用论”，不会是偶然的。对此本文提出三点思考：一是“积极作用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二是怎样对宗教作定义性理解?三是如何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积极作用论 　　作者简介：齐晓飞，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党的十七大在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任务的同时，提出了一个事关宗教工作的重要论断，即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而此前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也已提出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的重要论断。我认为，这种“积极作用论”不仅关系到新时期我国宗教工作的大方向，同时也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时代课题中的应有之义。事实上，党在同一时间点上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积极作用论”，不会是偶然的。对“积极作用论”的解读，要紧扣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代大背景。 　　 　　思考一：“积极作用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积极作用论”似乎包含着内在的张力：传统的权威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宗教采取的是彻底否定和批判的态度，马克思本人就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著名论断(列宁称该论断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石”)。那么，“积极作用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从“鸦片论”到“积极作用论”，似乎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极端。但是，只要不止于表象并深究其里，就能发现二者之间其实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内在的一致性，即“积极作用论”与“鸦片论”一样，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理宗教问题的执政意识。因此，“积极作用论”属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而且其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不仅是坚持，更是发展。 　　 　　1、“鸦片论”所持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西方社会结束中世纪封建统治近300年以来，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从亚当?斯密、休谟、孔德，到韦伯、迪尔凯姆、詹姆士、荣格、弗洛伊德等，对宗教现象有过大量论述，被人们看作是既成智慧。虽然他们的具体见解不同，但对宗教的关键认识却多有一致，国外有研究者概括之：第一，宗教是错谬和有害的。宗教伤害个体，因为它妨碍理性思维。第二，宗教注定要衰亡。即在现代化进程中，宗教制度、行为和意识都将失去其社会意义。特别是科学知识的日益发展和传播，必将带来宗教的消亡。第三，宗教是一种副现象(即附属现象)。宗教并不是“真实”的，它不过是其他某种更根本的社会现象的反映。人们已习惯于寻找宗教背后的物质和世俗基础，而不是关注宗教本身。第四，宗教是一种心理现象。很少人把宗教看作是社会现象，而是把它当作心理现象。第五，宗教多元对社会是有害的，信仰垄断具有优越性。因为在宗教多元或有宗教竞争的地方，信仰受到怀疑。 　　应当说，在这些社会科学代表人物中，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最坚决、彻底，但其批判就实质和最终的旨归而言，却与众不同。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涵括于他对资本主义实施的总体性批判之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从社会制度到文化形式的一切方面均彻底否定。马克思认为宗教的“鸦片”作用是资本主义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使然，他将宗教的“鸦片”作用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宗教从各个方面论证剥削制度的合理性，为这个剥削制度提供道德上的支持和情感上的安慰，并把它美化为上帝的安排，为它罩上一轮神圣的灵光圈，使之具有不可侵犯的性质。第二，宗教许诺给人民的，是幻想的幸福，是为人民身上的锁链(指不合理的剥削制度)装饰上的虚幻的花朵，是对人民斗争精神的麻醉。它除了维护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制度外，不可能给群众带来任何实际的帮助。第三，宗教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但是，这种抗议是消极的，不过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而已。这种抗议不会给剥削制度带来伤害，也无助于人民自身的根本解放。马克思所处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德国、法国和英国，社会关系深处对抗性矛盾之中，而宗教对于劳动群众有着广泛和深刻的消极影响。因此，要动员和争取受宗教影响的劳动群众投身革命运动，就必然要对宗教展开批判，“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马克思的“鸦片论”，着眼点并不在“教”而是在“人”。正确看待和对待广大信教的无产阶级劳苦群众，始终代表、维护和实现他们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立场，也是它的宗旨之所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一致的。 　　所以，马克思批判宗教的实质，无疑是要否定资本主义，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不在于宗教本身。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批判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起点，一个理论上的突破口，它为进一步的现实政治斗争开辟了道路。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并非是革命的主要任务，一旦旧制度身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