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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战乱中河南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摘 要：明代后期，河南归德府文化发达、科举昌盛、缙绅望族势力在当地占据支配地位。明清鼎革之际，这一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末战乱中，社会各阶层纷纷反抗以士绅与世家大族为主的支配体系，由此展开了一场情节极其复杂的动乱图景。明末战乱后，归德府的世家大族逐渐走向衰落，士绅阶层与世家大族的支配体系开始瓦解，地方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变过程。清代以来归德府的世家大族支配体系不断解体，但又未能形成类似于华南地区的地方自治机制，难以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最终导致了近代以来的各种社会动乱。 　　关键词：归德府；明末；社会权力结构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4-0129-04 　　关于明末战乱，以往学界大多从政治史或军事史的角度进行研究，较少从社会史的角度将明末战乱放在特定的时空框架内讨论。本文拟将明末战乱放在区域社会中来探讨其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为了更加细致地说明河南社会权力结构的微妙变化，本文试图以河南归德府①为中心，结合家谱、方志等文献资料，对明末战乱中归德府的地域支配体系进行考察，进而探讨明末动乱与河南社会权力结构演变的内在联系。之所以选择归德府，是因为归德府被称为“南北咽喉”，是明末战乱中明朝官军、李自成起义军和清军争夺的主要战场。因而，研究这个地区权力结构的演变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一、明后期世家大族的地域支配与社会矛盾 　　明后期归德府文化发达、教育昌盛，进士人数在河南省名列前茅，“盖中州士风之厚，以归郡为最”②。这为归德府士绅阶层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清初商丘文人贾开宗曾写道：“忆在前朝神宗日，四海销兵正晏息。子孙休养三百年，世家绵衍饶物力。”③清初睢州理学家汤斌也曾言：“前代吾州盛时，世家耆硕，缥缃充栋，操觚之士，比屋而居。”④从清初文人的回忆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明后期商丘、睢州等地显族累居、世家大族占据地区支配权的情形。时至今日，商丘地区还盛传着“满朝文武半江西，小小归德四尚书”以及“商丘八大家”――“沈、宋、侯，叶、余、刘，高、杨二家在后头”的民谚。 　　明朝末年，缙绅望族的支配地位逐渐演化为乡宦豪强势力嚣张、横行乡里的局面，河南“四大凶”就是明显的例子。河南“四大凶”指的是四大乡宦，即睢州褚太初、宁陵苗思顺、虞城范良彦和南阳曹某。在“四大凶”之中，仅归德府就占其三，足见明末归德府的乡宦豪强势力的强大。 　　河南“四大凶”占有的土地尤其之多，如郑廉在《豫变纪略》中所云：“是时，中州鼎盛，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就四家论，曹褚为上，苗范次之。”⑤土地的高度集中意味着更多的农民走向破产，大批小农不得不弃家流徙、卖田完税，沦为佃户、雇工、奴仆或无业游民。明末宁陵乡宦苗思顺在《半舫斋遗草》写道：“除却王庄并势产，寻常百姓已无多。”⑥由于归德小农占有的田地大幅度减少，世家大族与一般小农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不仅如此，缙绅地主与世家大族的强大还是以牺牲庶民地主的利益为代价的。为了占有更多的土地，乡宦望族往往侵夺庶民地主的土地和财产。据方志记载：崇祯年间，豪贵横恣，民家小资畜及美田宅，多公然白夺之。孙瑾，本是考城（民权）弱族，颇富田产。睢州世家窃窥之，一日命强仆数十人，皆凶凶然逼立投状，“索资数十贯未即已前此夺不遂，坐主以死者往往皆是”。⑦明末睢州的世家大族竟然公开抢夺庶民地主的财产，这无疑加剧了缙绅地主与庶民地主之间的矛盾。 　　明末归德府的乡宦豪强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还肆无忌惮，多行不法之事。据《豫变纪略》载：“（河南四大乡宦）各畜健仆数千人，横行州府，嬉戏之间恒杀人，其平居夺人田宅，掠人妇女，不可胜数，小民不敢一言，有司明知亦不敢一问也。”⑧可见，明末归德府的乡宦势力几乎凌驾于官府权力之上，地方政权根本无法约束乡宦巨室，更有甚者，为了争夺地方资源，乡宦与乡宦之间冲突不断，他们经常不惜兵刃相见，有的还酿成大案。如睢州乡宦褚太初曾率家童数千人，火焚朱家庄，烧死居民无数，⑨这种不法行为充分说明明末归德府乡宦的嚣张。 　　总之，随着乡宦巨室势力膨胀，乡宦望族与自耕小农、庶民地主、地方官员的矛盾日趋尖锐，再加上崇祯年间归德府的水旱灾害接连不断，“自崇祯改元，竟无乐岁，旱蝗相继，灾异频仍”⑩。明末归德府地区的社会危机非常严重。在此背景下，社会局势逐渐向两个方向演变：一是乡宦豪强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方政权几乎不能约束乡宦巨族；二是很多里甲民户逐渐脱离国家控制，沦为“贼寇”。明末归德府的各类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在明末战乱中最终演变成为“流土交讧”的动荡局面。 　　二、明末战乱与统治危机 　　归德为齐楚交冲，江淮屏蔽，自然成为李自成农民军夺取中原的必经之路，“梁宋值寇盗之衢，宋（归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