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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织布局与近代机器纺织业 　　纺织业在传统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大众手工业，其生产大部分是与家庭农业相结合，基本上能做到自给自足。到了近代，外国资本对中国大肆进行经济侵略，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在华设立纺织厂，却通过商品输入贸易慢慢侵蚀和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手工纺织业，最终导致其逐渐解体。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外国洋行产生了就地利用原料和廉价劳力，直接在华设厂制造的念头，积极在上海、广州等地着手兴建，但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这些企图没能得以实现。 　　对于中国社会经济中出现的这种新情况，晚清的有识之士有所觉察。郑观应站出来大声疾呼，“方今之时，坐视土布失业，固有所不同，欲禁洋布不至，亦有所不能，于无可如何之中，筹一暗收利权之策，则莫如加洋布税，设洋布厂。”外国机制纱布的进口量逐年急增，导致白银日益外流，严重危害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李鸿章1874年就有自行设厂制造布匹的打算，却因没有合适人选具体筹办而作罢。到12月10日，在上奏筹议海防折时李鸿章顺带提出：设制造局开矿办轮船，皆为内地开拓生计起见，盖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余万，又，铜、铁、铅、锡售银数百万，于中国女红匠作之利妨夺不少，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但使货物精华与彼相?矗?彼物来自重洋，势不能与内地自产者比较，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不独有益厘饷也。这可看作机器织布局创建之发轫。 　　不少华商虽有一定资本创办近代工业，但他们深恐新办的事业付诸实施便在官吏的盘剥之下导致严重损失，因而裹足不前。另一原因是洋行常以淘汰或质次的机器欺骗华商，例如1877年秋间上海近郊有人拟开设机器轧花厂，前往载生洋行订购轧花机。洋行方面言明该机每日耗煤100磅，轧籽棉10担。但第二年货到试车，耗煤量过大而日产能力也远未达到原定指标。华商因此断然拒绝购置，民族资本的创业计划流产。由此可见，在技术落后而风气未开的晚清上海社会，资力薄弱的中国商人自主创业是何其艰难。李鸿章正式着手筹建机器织布局是在1876年。这一年春天，他在致时任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信中说：“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实为耗财之大端，既已家喻户晓，无从禁制，亟宜购机器仿织，期渐收回利源。……而苦于无人创办。……适有魏温云观察纶先，与弟世好，会计最精，商情最熟，浼令出头承办。”再次强调指出，“购机器仿织”的目的在于“期渐收回利源”，织布局的筹建开始有了新的进展。 　　为扶持这个新生的民用企业，李鸿章在政策上给予了一系列的优惠。织布局所产的布匹，在上海本地销售可以免纳厘税，如果运往内地或分运其他通商口岸再转入内地销售时，则仅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内运沿途不再交纳税厘。如此，一则可以比进口洋布少纳5%的进口税，二则运入内地时又可以比洋货少负担2.5%的子口税。这种特权显然有利于织布局同洋货的竞争，从而为它在开工以后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和蒸蒸日上的局面。不唯如此，李鸿章还为机器织布局向清政府争得了独霸上海市场的“十年专利”。 　　专利之事，是郑观应主持织布局实务的1880―1882年间，根据西方各国通例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向李鸿章提出建议，“应请宪恩酌给15年或10年之限，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卑局数年来苦心巨赀，不敢徒为他人争衡”。“嗣后上海一隅。无论何人，有志织务者，只准附入本局合办，不准另立新局。”郑观应等人以进口的外国纺织机不适应中国棉花的特性，已对外国机器进行了适当改良为由，提出了一定年限的专利权的申请，目的在于保护织布局自身有相对安全和平稳的发展。 　　李鸿章觉得郑观应所言很有道理，于1882年4月23日专折上奏清廷说，“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迭经饬办，均以经费不充，税厘太重，相率观望，久无成议。……查泰西通例，凡新创一业，为本国未有者，例得畀以若干年限。该局用机器织布，事属创举，自应酌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其应完税厘一节，该局甫经倡办，销路能否畅旺，尚难预计，自应酌轻成本，俾得踊跃试行，免被洋商排挤。” 　　清廷对李鸿章在洋务上的创举向来极为重视，这次也不例外，于是织布局幸运地获得了10年的专利期。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一特权不久即发生了实际应用，1882年，美商华地码（（M. S. Wetmore）准备在上海开办纱厂，织布局马上根据所获得的专利权加以驳斥，李鸿章也明确表示反对，美商未获成功，从而减少了来自外商的竞争。因此，从这一点来说，10年专利权对织布局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