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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比较文学研究反思 　　摘 要：通过回顾两个世纪以来世界比较文学经历的三次危机，“窄化”、“泛化”、“浅化”三种对“比较文学”的错误理解是导致该学科命运重大转折的根本原因。“窄化”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可比性的过紧限制和狭义理解上；“泛化”体现在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的进攻以及对“比较”方法论的妥协性放弃上；“浅化”体现在“X+Y”式浅层比附、话语独白，以及缺乏对“世界文学”在新语境下作为学科理想和研究方法论的双重认识上。 　　关键词：比较文学危机；“窄化”；“泛化”；“浅化” 　　作者简介：卢 婕，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225） 　　引 言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学界承认已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从第一阶段法国学派基于实证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到第二阶段美国学派对跨国与跨学科文学的平行研究，再到目前第三阶段中国学派对跨文明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变异研究和总体研究，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几经沉浮。然而，每当这门学科被各种危机逼入死角，它就积极地自我诊断，为自己开出治病药方。总的说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遇到过三次大的危机，包括由克鲁齐（Croce）对该学科的比较方法论和缺乏科学性的指责而引发的第一次危机、由对比较范围过度限制和过分强调“国际文学关系史”而引发的第二次危机以及由目前的文化转向和泛文化研究引发的第三次危机。为了应对第一次危机，法国学派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加以严格限制，但却因此使其陷入“一潭死水”的第二次危机中。然后，为了解决以法国学派压抑和狭隘的学科格局为特征的第二次危机，美国学派提出对没有实际关系的文学进行平行研究，打破了原来法国学派画地为牢的人为设限。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世间没有什么处方可以永保安康，也无包治百病的灵药。虽然美国的解药成功地缓解了该学科的一时之疾，但是，它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引发了新的隐疾。虽然，必须承认，在韦勒克（René Wellek）诊断出该学科“旷日持久的危机症状” [1 ]之后，他在1958年《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中所开出的解药――“文学性”――的确将这门学科从第二次危机中拯救出来，使比较文学研究不久恢复健康并砸断“关系”这个脚镣手铐而发现一片更自由且生机盎然的处女地。然而，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肆意发展之后，这个曾一度恢复健康的学科变得臃肿不堪，甚至因超出其学科框架而导致了第三次危机：一次由学科范围过大和规范过于松弛而引发的危机。事实上，目前的第三次危机来势汹汹，其威胁丝毫不亚于之前的两次危机。该学科的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这次危机：1984年，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提出比较文学身处“永恒的危机” [2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提出比较文学“气数已尽” [3 ]。1995年，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在《多元文学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中的序言标题名为《比较的焦虑》（The Anxieties of Comparison） [4 ]。2003年，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出版《一门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 [5 ]。同年，苏源熙（Haun Saussy）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提交第四个“十年报告”，报告名为《噩梦醒来缝精尸：论文化基因、蜂巢和自私的因子》（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Of Memes，Hives，and Selfish Genes） [6 ]。从顶级比较文学学者的口中和笔尖涌出的“危机”、“焦虑”、“死亡”、“尸体”等词语听上去如此令人震骇以至于不久就引发了全球范围关于比较文学命运的又一次大讨论。在最近二十年里，国际比较文学学者就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作为危机与批评的加拿大比较文学：朝向比较文化研究》（Comparative Canadian Literature as Crisis and Critique：Towards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Cavell，Richard A，1994）、《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危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tudies，Mos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