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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建设前提 　　摘要：在经历了自明末以来几百年的曲折之后，中国新文化的建设问题日益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然而，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复杂结构和功能特性、中国特殊的历史进程以及在这一特殊历史进程中积淀而成的民俗心理的共同作用，造成了中国文化现代之路的匆促急迫与艰难崎岖。因此，面对今日之文化建设，更有必要冷静下来，总结经验，弄清诸如文化结构及其功能、传统文化的甄别分梳、外来文化吸纳、现代文化定位等文化建设的前提问题。彻底弄明白这些问题，是文化建设的基础条件，由此进一步的文化建设才能踏实前行。 　　关键词：文化；建设；前提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１５０２（２０13）０1－００76－０5 　　如果从明代后期算起，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努力，已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这一掺合着古与今、中与外的文化转变从近代延伸到现代，经历了异乎寻常的曲折和艰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社会心理、意识、观念的变化，对于文化建设的热衷，似已不同于以往只是少数先知先觉者呐喊，而成为的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 　　历史的功用在于省视以往的脚步，以考见未来的方向。以往几百年文化转型的经验，应该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某些有用的借鉴。今天，我们正在积极建设新文化，是否有必要先弄清一些以往不曾弄清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呢？诸如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何以步履维艰、文化结构及其功能性认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分梳、中国现代文化的准确定位等等，这些问题是文化建设的基础条件，是文化建设的前提。 　　从文化内涵上看，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由这个民族特定的地理、经济、政治、社会心理、社会习俗、意识形态等多种要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的集合体。[1]而对中国文化而言，又由于历时维度上的积淀深厚和积弊太久，而使得它的近代或现代化越发纷繁复杂。然而，越是复杂，越需要静下心来，理论与实践结合，对上述文化建设的前提性问题进行一番认真、细致的深刻探讨，理清思路，切不可急躁冒进。 　　一、文化结构与诸要素的层次性共进 　　冯天瑜等所著的《中华文化史》从文化形态学角度，将“文化”分为自外而内、从低到高的物态文化层（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制度文化层（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规范）、行为文化层（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和心态文化层（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氤氲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体因素）。其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心态文化，又细分为基础的社会心理（大众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心态）和高层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专门家对社会心理进行理论提升和艺术处理形成的高于大众心理的思维成果）。在如是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以上“文化诸层次，在特定的结构—功能系统中融为统一整体。这个整体既是前代文化历时性的累积物，具有遗传性、稳定性，同时又在变化着的生态环境影响下，内部组织不断发生递变和重建，因而又具有变异性、革命性。而文化整体中的不同成分，其遗传和变异的情形又是很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一般表现为：“与社会发展的活跃因素——生产力关系直接的物态文化，新陈代谢的节奏较快，而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作为社会规范和行为定势，则带有较浓厚的保守性格。”而单就处于文化系统核心位置的心态文化层而言，则处于基础的社会心理和高层的社会意识形态，表现为绝然不同的两极：社会意识形态由于是先觉者“创造性思维的产物，往往具有活跃的变异性”，突出体现在社会变革时代其观念、思想的飞跃式变革。相反，社会大众心理“因为是一种感性直觉的‘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难以被自觉把握和运作，从而具有顽强的稳定性和延续力，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变异不一定形成直接而迅速的对应性效应”。[2] 　　以上关于“文化”结构的认知，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文化的整体性效应。“文化”内涵虽然可以依据其属性不同，细分为不同层级或要件，但在其功用性上仍体现为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其内部各要素之间具有网络式协同共进性，仅仅一个要素的变革并不足以引发或代表文化的整体变革；二是各要素间的层级序列性。文化的各层级或要件，在其变异属性上并不是完全并列和平等的，而是呈现出不同的层级序列，物态文化和制度文化层相对于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层而言，处于基础性位置，因而除少数社会精英的意识形态可以发生瞬息剧变外，这两个处于基础性位置的文化层级的变革，必然是社会文化进行纵深化、整体性变革的先行者。三是各要素活跃的差异性。从最基层的物态文化层，到最深层的心态文化层，其活跃性并不完全成正极序列递进，而是表现为最基层的物态文化和最深层的意识形态活跃性最强，往往在文化的整体变革中扮演着急先锋角色，而其余各要素则相对保守和滞后。清末以来的近代化过程中，从龚自珍、魏源等少数精英的意识自觉和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