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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情怀描述和追问 　　“名师”的自省 　　○清华大学附中 赵谦翔 　　 　　 我很庆幸自己是“晚熟品种”，这倒不是因为“四十而不惑”―――真正能“四十而不惑”的怕只有孔圣人，而是因为我是在抵制了当官、出国等诱惑，经历了长期的“一文不名”与“一名不闻”的历练后，在42岁时一夜成名。所以在我的心里始终有着一种幸运儿的侥幸挥之不去。我常常扪心自为静夜思：背诵过百十篇古典诗文，就可以算有文学修养了吗？引用过几段中外教育家的语录，就可以称为有理论积淀了吗？教过几届升学率颇高的毕业班，就可以称为专家了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对40岁才读完函授大学的我来说，语文教育所需的各种知识与涵养仅仅是涉猎、泛览、浅尝而已，我没有机会也再无可能去踏踏实实地给自己充电，于是我也就成了十足的半瓶子醋：装得不满，却响得厉害。―――因为有“名”，就有人“追”：追你作课，追你讲学，追你写稿，追你当空头编委，当顾而不问的顾问，当师而不导的导师，于是就开始上演了“名声的分母越大、名师的分数值就越小”的悲剧。未能脱俗的我，又不能不识抬举地拒绝讲学作课之邀，我便只有一条路可走：尽量保持头脑清醒和与时俱进，以免让慕名而来的同行见到我的“庐山真面目”后，大叹“悔不当初”。于是我时刻告诫自己：我“学”故我在，我“思”故我在，我“新”故我在，我“行”故我在。于是，我始终敞开课堂的大门，随时随地欢迎任何人来听课―――这并非表明我的自信，而是我愿向人们展示一个真实的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语文教师：我的语文课并非节节都是精品，我的教学设计并非次次都会成功；我也会有败笔，我也可能马失前蹄，我也时常面对难题而困惑无奈。 　　我擅长借花献佛。就拿古典诗歌鉴赏来说，如果不借助教学参考书，让我独立鉴赏任何一篇古代诗歌恐怕都难以胜任―――至少在十年以前是这样的。但既然我不懂，我就不瞎讲，我干脆把唐诗宋词鉴赏词典交给学生自读。而我自己则先行熟读精思，领悟消化，待到课堂讨论时，我便凭着“先知先觉”有了导引和点评的资本了。我当然不是大师，但周汝昌、霍松林、周啸天等鉴赏家则是大师，我把大师们推到台前，我退居台后，此之谓借花献佛。长此以往，大师救了我诗歌鉴赏的驾，我也从大师那里受益多多。这种教法未免让新秀们笑话，但像我这样在“文革”中元气大伤的教师不这样做又能怎样呢？ 　　最后，我“艺低”人“胆大”。自从1993年第一次体验到了教改实验的成就感后，我豁然觉醒：如果不改革我就不叫赵谦翔了，于是我便自觉地充当了“语文教改过河卒”。我曾在第八届全国中语会上公开声明：我没有张翼健先生的深刻，没有陈仲梁先生的严谨，没有于漪先生的文采，没有钱梦龙先生的全面，没有魏书生先生的神奇，当然也没有教坛新秀们的前卫与锐气。我有的只是“妹妹你大胆地向前走”…… 　　然而，我的语文教学改革从一开始就打出“双赢”的旗号。与其说这是一种改革机智，不如说是一个“手腕儿”。往漂亮里说，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往骨子里说，是改良主义的变种、折中主义的范例。既想朝理想的“素质教育”靠拢，又想对现实的“应试教育”折腰。不搞素质教育，对不起自己的教育良心；不向应试教育折腰，又怕砸了自己的饭碗。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根本不具备―――理论家的大气、思想家的底气、文学家的才气、改革家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我真正具有的，不过是那种在绝对没有危险的前提下给语文教育动动阑尾炎手术的小家子气！这决不是“时代局限性”―――因为没有人阻挠你大刀阔斧地改革；这也不能算“阶级局限性”―――因为现在的知识分子业已归属于无产阶级；看来这只能归咎于本人的性格与才具的局限性了。 　　我到底还有没有希望成为真正的名师呢？我看是没有了。从教34年，教语文24年，真正走上语文教育的正道才不过11年。前八年提出个“绿色作文”，后四年又提出了“绿色鉴赏”、“绿色文言”。搜肠刮肚，殚精竭虑，好不容易出版了一本专著《绿色语文》，而心虚理短的我还在封底上小心翼翼地的自我介绍道： 　　他是一个实践者，始终埋头耕耘在杏坛底层；他是一个思想者，但至今尚无理论建树；他是一个创新者，却无法超越他人只能超越自己；他是一个快乐者，至今诗意地栖居在绿色语文中。尝试“扩展式语文教学”，是他的“戊戌变法”；实验“语文教育与人的发展”，是他的“辛亥革命”；探索“绿色语文”，是他语文教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可悲的是，刚刚踏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却已经五十有六了！只剩四年就退休的我，还能奢望走进“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吗？时代不等人，底气不壮人，年岁不饶人！我只能带着“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遗憾，在不久的将来，退出这个让我幸运也令我难堪的中学语文教坛了！这似乎是有点悲哀，但比起我的绝大多数同龄的语文教学同行来，我岂不是幸运多了吗？ 　　在我们可爱的母语中有许多用来形容我这种侥幸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