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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改革探讨 　　摘要：中国教育问题分析，探讨高教大众化的途径，提出教育改革思路。 　　关键词：教育的瓶颈；考试的是与非 　　 　　中国教育问题多多，尤其是“应试教育”的弊端更加严重，以致“群情激愤”，有关著述也多了起来，说明已引起各方重视。但细读这些满含激愤的口诛笔伐，却使人感到多数文章激愤有余，冷静、理性的分析则相对不足。对“应试”激烈抨击、提出种种变革无疑是应该的，但对教育改革的平稳深入来说，仅此则远远不够，只有冷静分析才能真正“对症下药”，而“乱开方”的危害可能更大。 　　一、 教育的瓶颈 　　“应试”的危害有目共睹，但却“屡禁不止”，说明有其深层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供求”关系长期严重“失衡”，“求”一直远远大于“供”。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本应同步发展，应随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从精英教育变为大众教育，在学人数占适龄人数的比例15％以内为精英教育阶段，以上为大众教育阶段。据统计，我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为4％左右，远低于1994 年的世界平均水平（15.3％），而我国愿意上大学的生源数量远远超过大学的招生数量。这种过度竞争持久不退说明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度膨胀，但反过来看，这种“需求高度膨胀”又恰恰是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动力，高教反而难以发展。这说明，近20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教育此时面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转变，也只有高等教育大众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应试教育。 　　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大力发展民办、私立大学，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过半是私立大学，从哈佛、耶鲁到庆应、早稻田……私立大学可说是高等教育的顶梁柱。应该认识到，民办、私立高校与公立高校的区别只在于投资渠道的不同，二者在其他方面应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国家应公平对待民办、私立高校的师生，其学历证书具有与公立高校同级同类学历证书同等效力。当然，国家要对民办、私立大学进行严格审批、监督，严格、科学地对其办学水平进行监测。但这种监管（不是具体管理、干涉学校内部事务）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民办、私立高校的健康发展，而不能将其视为“另类”加以歧视。在严格监管的同时，国家更应对民办、私立高校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对其用地、用人给予适当优惠。总之，要用政策导向使社会和私人资本流向教育领域。 　　进一步说，民办或曰私立大学是否发达，也是“社会”是否成熟、发达的重要标志。衡以中国之现状，我们只能说，中国尚处为时不短的社会转型期，“公民社会”才刚开始产生。 　　二、 考试的是与非 　　中国社会“二元制”结构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变革，教育的格局也难有根本性变化。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高等教育和中小学的优质教育长期将均属“稀缺资源”。如何分配这种稀缺资源，是任何教育体制的“制度设计”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更是我国教育“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背景。 　　从原则上说,所有适龄青少年都有分享这种稀缺资源的权利,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分享的机会,因此不得不设计出种种方法、制度选拔少数、淘汰多数。可以“举荐”,如凭血统、家庭出身、家长的政治权力、本人的表现（古时是“举孝廉”,现在是“三好生保送”）等作为推荐的标准；可以考试,以考分作为选取的标准；可以用金钱购买,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可以抽签,如现在某些地方小学升初中实行的“电脑派位”；可以按地域分配,如“就近入学”。虽然种种方法各有利弊,但每种方法的利弊并不完全相等,历史表明,相对而言只有考试制是利大于弊。 　　当然，考试必然会有种种弊病，对此不能忽视。但在恢复高考制度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一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制的各种弊病，因而患了“历史健忘症”，忘记当年废除考试制必然带来的更大的弊病。“推荐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有一个完全公正无私，能了解、洞察学生一切，并不受各方干扰、压力，将最优者推荐上去的“推荐者”。但实际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推荐者”，因此，“推荐”实际成为“走后门”的同义语。有人提出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扩大校长的招生权来补考试之弊，但这种观点忘记了中国的大学并不“独立”，而同时还是一个行政单位，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这种权力架构中，如果扩大校方的招生权力，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便在现在，每到招生时有关人员已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难以招架，如果再扩大校方的招生权限，其后果可想而知。 　　考试制度确有十分严重的弊病，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即以考生的分数而不是考生的家庭出身、血统、背景、关系、金钱以及弹性极大的所谓“表现”作为录取标准。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推荐”弊端丛丛，远不如考试，所以在几千年前选拔官员时就以考试的“科举”取代了推荐的“举孝廉”。当然不能说每一个考分低的学生就一定不如每一个考高分的学生，但如果作群体性比较，高分群体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