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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选编撰工作量成书状况与编者问题 　　摘要：比观《文选》与《文心雕龙》，可知就编撰的工作量言，以一己之力编撰《文选》有二三年时间便可；跳出《文选》以考察《文选》与就整体来观照部分，可知《文选》为正常完成之书，而非仓促所成；就文献可信度及情理(逻辑)和编撰工作量等方面作综合的研讨，可论定《文选》的编撰者乃萧统，而既非刘孝绰，亦非萧统和刘孝绰或萧统及刘孝绰等。就目前的相关成果说，其上焉者所以仍多有进一步研讨的空间，最大的问题乃出在研究方法上。而从方法论层面上看，研究《文选》的成书时间，须先考察其编撰工作量如何?成书状况如何?编者是一人(谁)还是众人?否则，我们便无从廓清罩在本研究上厚厚的“迷雾”而看到其真相。 　　关键词：《文选》；编撰工作量；成书状况；编者问题；成书时间；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 1)05－0112－06 　　 　　从方法论的层面上看，不细致考察《文选》的编撰工作量、成书状况与编者问题，其成书时间研究便难免陷入误区。换言之，其所得之结论，更多的只会是似是而非。不过，就笔者目力所及，似没有学者以这样的学术理路来研究本课题。因之，极有必要将此三者放在一起来加以研讨，以期更好地廓清围绕在《文选》成书时间真相周围的“迷雾”。 　　 　　一、就工作量来看凭一己之力完全可编纂《文选》 　　 　　了解《文选》编撰工作量的大小如何，这对研究《文选》成书时间具有十分重要之意义。因之，其自然而然地成了《文选》成书时间研究之一大前提。即从方法论的层面上说，这是本课题首先得关注的。然现当代学者于此多未措意，如何融在《(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一文中云： 　　《文选》虽在普通七年刘峻、徐悱、陆任诸作家俱已逝世之后，始克定稿。然据《梁书?刘孝绰传》中左列一段记载，颇疑其在普通七年以前，即普通三年至六年东官学士最称繁盛时期，业已着手编撰矣。……此外，下列数事，亦足为《文选》在普通七年前已开始编辑之佐证：一，普通七年以后，东宫学士已日渐凋落。二，普通四年，东官新置学士。…… 　　这里之“最称繁盛”、“日渐凋落”、“新置学士”云云的前提，乃因何氏主观地认为《文选》的编撰工作量。其大远非一人所能完成。所谓“卷帙既如此繁重，年代又如彼绵远，其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自甚明显”。持此说者甚众，如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读(文选?序)》之“普通四年，东宫新置学士明山宾、殷钧为东宫学士，是时乃东宫全盛时期。《文选》之编纂，或始于此时”；“选学”名家穆克宏先生之“普通三年至普通七年之间，东宫人才济济、为《文选》的编选提供了条件”等说，均是。然在我们看来，如此考察问题，思似有所未密：没有考察《文选》的编纂工作量之大小如何，怎知编撰是书需“东宫全盛”或“人才济济”方可?可见，何先生的“其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自甚明显”云云，乃缘其迷信“成说”而有所未照使然。从研究方法的理路上看，此可谓未能跳出研究对象来考察研究。 　　当然，我们知道日本资深学者冈村繁有“《文选》大部分是从沈约的《集钞》十卷、丘迟的《集钞》四十卷、以及昭明太子与刘孝绰自编的《诗苑英华》二十卷等先行选集中第二次采编而成的选集”；“刘孝绰只要从这些先行选集中将合乎己意的作品依次采录，恐怕就可以迅速完成《文选》全书九成以上的工作”之说。不过，冈村先生的《(文选)的编纂实况与当时对它的评价》一文(即《文选之研究》第一章)虽有新意而能启人深思，然其关于《文选》的成书时间与《文选》所录作品之来源诸说，均不仅缺乏起码的文献支撑，且在逻辑层面上也无法说得过去，故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兴膳宏先生在其《(文选)的成书与流传》一文中云： 　　如冈村氏说，沈约和丘迟的《集钞》便是“从众多古今诗文作品中直接选出秀作佳品的初选集”，这一看法，并未得到证实，十卷或四十卷的数目，也与《文选》的三十卷没有多少差别。说这两部选集都“成于当时驰名宫廷文坛的文豪之手，绝非一般人可以看到”，即使这一推测能够成立，但也还是缺乏《文选》基于它们编纂的依据。 　　“缺乏……依据”云云，可谓得其大者。况且，冈村先生说是建立在无法成立的清水凯夫之《文选》的实际编者是刘孝绰这一基础上的。汤炳正先生说得好，“科学研究必须创新”，“但求新并不是目的，求新的目的在于求真”。显然，冈村先生于此之“新”，断非《文选》编撰之“真”。在《致张中一》中，汤先生又云：“我们做学问的人，要想提出几个新奇惊人、异想天开的论点，并不难；而难处在于能拥有可靠的论据。而且论点与论据之间的必然关系，更是学术研究的命脉，放松这一环，一切都会落空。”就冈村先生关于《文选》编撰诸问题之“新见”而大大地放松了“这一环”言，此可谓一语中的。而就《文选》所录作品来源以考察其工作量言。我国学者王立群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