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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理论对不可译问题启示 　　摘 要：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不可译”问题。关联理论对于翻译有极强的解释力。根据关联理论，译者应积极寻找最佳关联，灵活变通，将“不可译”转化为“可译”。基于此，结合关联理论探讨其对“不可译”问题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不可译；关联理论；认知；语境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15 　　引言 　　关联理论是由D.Sperber和D.Wilson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1986/1995）一书中系统地提出来的，近年来在西方颇具影响力。该理论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阐述了人类进行言语交际活动的过程，其核心即为交际主体与受体之间明示（ostensive） 和 推理（inferential）的过程[1]。 　　尽管关联理论的最初目的不是为了翻译，但是它对翻译有极强的解释力。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字转化为另一种语言文字的过程，其中不仅包括了跨语言的交流过程，也涵盖了跨文化的交际过程。由于交流过程中，交际主体和受体涉及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不同，因而出现了可译性限度。对于超出可译性限度的“不可译”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尽量传递讲话人明示的交流意图，力图实现其认知语境，可以提高翻译的质量，提高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交流效率。 　　1 不可译性的表现 　　卡德福特（Catford） 提出不可译性可以分为两类，分别为语言上的不可译性和文化上的不可译性[2]。语言上的不可译性指的是在目标语中缺乏和源语言对等关系的词汇等的表达方式，文化上的不可译性指的是在目标语中缺失源语言中带有文化特征的表达方式。 　　1.1 语言的不可译性 　　语音层次：不同语言在语音上的表达形式有巨大的差异，语音层次的翻译几乎是不可能。许多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会利用语言中的谐音、押头韵、押尾韵的方式来增加作品的魅力和强化所隐含的意图。然而在翻译过程中，既要保持源语言意义的表述又要展现语音的魅力，就对译者的能力产生了极大的考验。 　　语形层次：由于不同语言的构成方式存在巨大差异，语形层次翻译的难度同样很大。以中文和英文为例，中文属于汉藏语系，英文属于印欧语系，语形层次有很大的不同。中文字以偏旁部首等构成，而英文借助字母逐个拼写而成，两者在字词的构成和书写笔画上都截然不同。中文作品中作者将拆字合字和表达含义结合起来，对于翻译成对应的英文而不是趣味非常困难，反之亦然。 　　语义层次：在目标语中寻求对应或最大程度贴合源语言语义的表达方式选择较多，使得语义的可译性较语音和语形层次要大得多。但是在有些作品中，作家运用多义词，即使用同一词汇的不同语义来丰富内容，增加趣致，为目标语的翻译带来了极大困难。目标语中虽然能够寻找到近似语义来翻译原文，但是不能保证能找到同样满足语义一一对应并且是同一词汇的条件，因而也会丧失源语言的风味。 　　1.2 文化的不可译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和文化之间存在着生活和理念的共通，所以通过语言的转化可以实现理解的共通。然而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性，所催生出的配套语言也就有其独特性，存在表述方式上的特点，使得不同文化和语言在交流这些特异点时无法产生一一对应的表述，增加了翻译难度。例如，1.咱们是姑舅姊妹，宝姐姐是两姨姊妹，论亲戚，他比你疏。（《红楼梦》第21回）You are the daughter of my fathers side， while Baochais a cousin on my mothers side ― youre more related to me than she is[3].（杨宪益译） 姑舅姊妹关系亲于两姨姊妹关系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理念，而在英语国家对于男方亲属和女方亲属的称呼没有严格意义的区分，也不存在对应的严格表述，因而将此译为英文时，即使找寻到了近似的表述方式，也会造成文化意义的流失。 　　2 关联理论对不可译的启示 　　2.1 翻译是一种三元关系――寻找最佳关联 　　何自然（1997）将翻译定义为一种“三元关系”（作者―译者―译文受众）[4]。其中，译者在交际过程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并承担着作者和自身的第一轮交际过程中的信息接受者的角色，同时也承担着自身和译文受众的第二轮交际过程中的信息传达者的角色。在交流过程中的三方各自的认知语境不同，使得产生推理也变得不同，因而理解效果也就产生了差异。在第一轮交际过程中，作者和译者对于原文语境的认知不同，作者为了实现语境进行表达，译者结合自身原有的认知体系，从大量假设中根据作者提供的语境刺激，寻求关联，产生了新的认知语境。然而作者力图实现语境的表达和译者寻求关联而获得的语境不尽相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