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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政治学个案研究方法比较 　　[摘 要]农村政治学的个案研究方法，从数量来看，可分为半个案和多个案；从时间来分，可分为共时和历时；从范围来看，可分为特殊性和普遍性。在中国本土政治学者进入农村之前，社会学者、人类学者和海外学者早已在农村收获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起步较晚的本土学者学习借鉴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发展出具有自身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半个案与多个案；共时与历时；特殊性与普遍性 　　[作者简介]徐晓波，马鞍山市委党校管理教研室讲师，硕士学位，安徽 马鞍山 243000 　　[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01-0038-04 　　 　　1970年代末，出于学术自觉，一批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专家，痛感到政治学研究的流弊：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满足于对经典的解读、用理论裁剪事实，枉顾事实本身是什么，因此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都需要突破。华中师大科社所的教授们，以敏锐的学术视角锁定住农村。此时，张厚安先生提出“三个面向，理论务农”，即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理论立足于农村改革实践，服务于农村改革实践。 　　然而，1980年代我国政治学界大都沉浸在对历史的反思和为当时政治现实而开出的“政治处方”的激情之中，充满宏大政治关怀之下的宏大叙事，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乌托邦式的民主都成为此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只是到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农村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才出现了转向。1991年，徐勇发表《重心下沉：90年代学术新趋向》一文，是对张厚安先生提出的“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呼应，学术重心下沉要求研究方法的转变――“应该是什么”让位于“实际是什么”，实证研究代替规范研究，个案研究成了首选。农村政治学中的个案研究作为一种微观研究方法的优势，就是它描述了国家权力到达村庄界面与村庄内生性因素――如村庄精英、传统文化、家族势力等相互作用的过程。而过程解释不清，则是宏观政治研究的一个弊病。 　　 　　一、单个案与多个案 　　 　　单个案调查的动机是要把从个案中得出的结论推广到全体中去，达到见微知著、验一滴血而知全身的效果。但是吴毅却没有这种动机，他的博士论文《村治变迁中的权威和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曾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作者无意将川东双村扩展为中国农村，他遵循的是吉尔兹倡导“深描”的人类学取向，在20世纪一百年的时间跨度上，作者关注的并非典型性事件，而是非仪式化事件。地方性知识的深描对象定格在小人物、小事件、零散琐碎的资料上，自上而下的视角让位于农村主位。回归农村，回归农民，重新阅读和理解乡村社会本身的性质，我们看到的是，在国家――现代性――社会的框架之下，权威与秩序的变迁过程，就是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三者的博弈。作者摈弃制度主义惯常采用的静态分析方法，在双村一百年的时间流逝中，呈现出权力与权威变动不居的过程：20世纪上半叶宗族秩序的迷茫和国家的结构和功能性权力下沉的失败、50年代边缘人物的中心化和革命导致的全能政治、50―70年代，双村的社会变迁与后革命过程的交织、20世纪末叶村治权威与秩序的过渡和模糊、告别泛政治化时代，民间信仰的复兴等。 　　较之于动辄认为“三农”应该怎样。提出一套政策建议的人而言，吴毅的研究始终与对策建议之类保持一段距离。他的研究旨在于学理阐释，用他本人的话说是“以描述和解释农村基层政治实态及其支配机制为研究旨趣的新取向，力图以这种经验来丰富和重构中国基层政治的图像，最终为学理的操作提供一个真实的经验平台”。这种研究取向来自于他对个案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深刻认识，“我们所从事的实证研究从严格的方法论类型上划分，它可能更类似于人类学所讲的田野工作，它的长处在于对被调查对象独特品行的体验与感悟。于是我开始逐渐明晰个案研究的价值主要在学理而不在政策的思想”。吴毅清醒地认识到个案研究的局限，它毕竟不同于社会学中的概率抽样，只能算是非概率抽样，难以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因而试图把个案调查中得出的结果推广到总体中去就不免以偏概全，只见树叶、不见森林。 　　政治学的个案研究促进了政治学和人类学学科之间的交叉，吴毅出于学术自觉，在自己的研究中采取“小社区――大社会”的叙事方式，以川村映照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宏大政治背景。对于人类学知识的借鉴和吸收，如地方性知识、情景、场域、写文化等，丰富了政治学的表达词汇。如果说《村治变迁中的权威和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材的表达》有何不足的话，与经典的人类学著作相比较，那就是解释分析过多，叙事太少。若和当下的个案研究只见描述、只有故事，不见分析相比，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优点? 　　研究者使用多个案，一般都是比较个案的不同属性，发现差异，差异形成个案的特征，个案特征相互并列，综合不同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