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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与革命关系研究新动态 　　对于农民与革命关系的研究，传统的宏观叙事研究范式注重的往往是中共方针、政策及精英人物的解析，把农民响应和参与革命简单地描述成农民经济上的贫穷和中共政策英明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贫穷不是农民参与革命的必然条件，农民能否汇进革命的洪流除了受中共宣传、组织得当与否的影响外，还受到敌人力量、民团武装、宗族组织及个体生存感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农民与革命关系的研究应综合运用海峡两岸的历史资料进行多角度的客观探讨。 　　上世纪90年代初，针对历史学界盛行的“以时间为序的大事记”研究范式，著名的中共党史学家张静如先生在《历史研究》上撰文呼吁从社会史的角度深化党史研究。张先生的呼吁激发了历史学界对传统研究范式的深层反思。此后，历史学界逐渐掀起了用社会史、社会学、政治学、心态史等学科理论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热潮，强调要充分挖掘新资料多角度的进行客观研究。下面拟对这种热潮下最近三年出版的三本关于农民与革命关系的专著略做探讨。 　　第一本是陈德军先生的《乡村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该著最大的特色就是将关注的镜头首次对准了革命中的农民，并以其为主体进行了全书的建构。 　　第一，该著一反常态以农民为主体描述了其参与革命的三种类型：（1）某些农民与共产党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亲缘的、同学的或相识的等社会关系，他们在革命到来之际，“为之风靡”，成为他们的门徒，在他们的周围聚集成一个忠诚的小圈子。（2）农民离开自己的村庄，以出去接头的方式参与革命。（3）革命在一个地方扎根和建立基地之后，派出工作者去寻求新的发展区域，经过这些来自基地的革命人员的鼓动与组织，农民才得以参与革命{1}。 　　第二，该著认为，革命的参加者大部分是穷人，但是一个地方的革命却不能简单地以经济上的落后来解释，当将经济原因连同该地方社会组织的密集性、凝聚性、人际间的情感状态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2}。 　　第三，该书还征引了大量西方理论著述。作者通过大量外文著述相关理论的合理引用，视野大为开阔，问题的阐述更具理论性和可信性，为此著增色不少。 　　不过，笔者以为陈著仍存着一些不足。 　　其一是作者对于中共在中国革命的农村战略的形成方面的主动性有所忽视，似乎中国革命的农村战略的形成全得力于共产国际这个外力{3}。 　　其二是作者对乡村革命中的“敌人”的分析过于简略。事实上，乡村革命的对象在革命的大纛面前不可能坐以待毙，其思想、行动肯定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这一点显然为作者所忽视{4}。 　　第二本是黄琨先生的《从暴动到割据（1927―1929）》（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笔者以为黄著论述农民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也颇有独到之处。 　　独到处一，黄著一反以往革命史研究者以时间为顺序而对重要的革命历史事件做平面的描述的做法，而是试图对革命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做出探讨，采用了“特写法”。主要聚焦点是学界经常忽略的三个方面：一是中共初期的乡村动员观、动员途径与方法、农民与动员的关系。二是中共各级组织、乡村宗族、会党、土匪与暴动的关系。三是中共领导农民暴动后怎样在乡村立足建立割据政权{5}。 　　独到处二，黄著的视点没有局限在中共这单一角度，对革命中农民由于误解、不信任而导致的犹豫也进行了关注。因是之故，黄著新意迭出：（1）贫穷不是革命的唯一理由，农民是否参加革命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国民党的军事力量、民团武装、宗族组织力量的强弱等），总得来说取决于其“个体的生存性感受”。（2）抗租运动、土地革命对于鼓励农民参与革命的作用要具体分析，并不能全盘肯定{6}。 　　独到处三，黄著对政党文本与制度的解读提出了“显性逻辑”和“隐性逻辑”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论者在参考引用时，不能简单按字面意思展示的“显性逻辑”来行文，而要充分考虑到字里行间的“隐性逻辑”{7}。 　　独到处四，黄著利用各省的革命历史文件之广泛尚属学界之首次。 　　独到处五，黄著显示了作者高超的理论概括品质。文中概括提升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贫穷不是农民参加革命的必要条件”“内生型动员”“外力型动员”等新命题给予了详尽阐述{8}。 　　然而，如同一枚硬币有它的两面一样，笔者以为黄著也有一些仍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暴动中的宗族组织这一节在论述宗族组织的两面性时有逻辑冲突含糊之感，家族文化与宗族组织宜放在一起论述，它们之间的联系作者没有进行必要的阐述。 　　其二，每章之间似乎还要注意有过渡段落，每章最后要对全章内容进行小结，而不能在论述完一章的最后一节时就突然刹车，嘎然而止。 　　其三，对于农民在暴动以及割据中的心理动态情况描写的太少，与其著摘要部分特意强调的要注重农民在革命中的“怯懦、犹豫、退缩”的心理刻画不相符，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