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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育对农民收入及其结构影响研究 　　摘 要 基于1992-2014年动态面板数据，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实证发现中部地区农村教育提高了农民纯收入，主要是提高了农民非农收入，其不利于农民农业收入提高，也未显著提高农民其他收入；分地区看，省会、地级市和县级市三类地区农村教育均提高了农民纯收入，其中省会地区农村教育作用最大，县级市地区农村教育作用最小；三类地区农村教育均不利于农民农业收入提高，但均提高了农民非农收入，其中省会地区农村教育对农民农业收入的负面作用和对农民非农收入的正面作用均最大；省会地区农村教育提高了农民其他收入，但作用较小，地级市和县级市地区农村教育的正面作用均不显著。 　　关键词 中部地区；农村教育；农民收入；农民收入结构 　　中图分类号 G7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04-0048-04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农村教育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一是农村15岁及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数比重不断降低，1982年该比率为38.25%，2014年则下降为4.66%。二是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不断增加，1982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3.42年，2014年则上升为7.18年。但?c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农村教育发展明显滞后。与此同时，中部地区农民收入较改革开放初期增幅明显，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2.06%，201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9953元。且农民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非农收入比重不断提高，2014年上升为47.21%。但中部地区农民绝对收入水平不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逐年拉大，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719元，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48倍；同时，农民收入结构仍然不合理。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农村教育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1][2][3][4][5][6][7]，但关于农村教育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颇少，且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那么，为了提高农民收入，优化农民收入结构，中部地区应如何发展农村教育，显然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将基于1992-2014年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中部地区农村教育对农民收入及其结构的影响，为中部地区及其各省会、地级市和县级市地区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教育发展政策提供建议。 　　一、模型设定、变量测度与数据来源 　　依据国内外学者关于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在明瑟收入函数模型基础上构建分别以农民纯收入、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和其他收入为被解释变量，以农村教育为解释变量的计量模型，具体如下： 　　1nIncjit=c+β01nIncjit-1+β11nEduit+β21nUrbit+β31nGovit+β41nFinit+β51nLanit+εit 　　其中，i、t分别为第i个城市地区和第t年，Inc为农民收入，j=1、2、3、4，Inc1、Inc2、Inc3、Inc4分别表示农民纯收入、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和其他收入，Edu为农村教育，Urb、Gov、Fin、Lan分别为城镇化水平、财政支农力度、金融发展和人均耕地面积。由于收入具有一定的惯性，农民收入提高或下降很可能存在滞后效应，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这也涵盖了未考虑到的其他影响因素。此外，考虑到变量的异方差性，变量均以对数形式纳入模型中。 　　首先，对于被解释变量测度，用现有统计年鉴中的农民纯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来分别测度被解释变量农民纯收入、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其他收入。其次，对于解释变量测度，用农村平均受教育程度来衡量，平均受教育程度=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2年+小学（普小、成人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比重×6年+初中（普通初中、职业初中、初中技工学校、成人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9年+高中（包括普高、普通中专、高中技工学校、成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比重×12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16年。最后，对于控制变量，用城镇人口数占总人口数比重、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金融相关率+金融系统效率）/2①、耕地面积除以农村人口数分别来衡量城镇化水平、财政支农力度、金融发展和人均耕地面积。各变量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部各省市《统计年鉴》。 　　二、实证分析 　　（一）整个地区实证结果 　　为了避免产生缪误回归结果，在利用上述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前，使用面板数据的LLC检验等6种单位根检验方法、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2种协整检验方法分别对变量平稳性和协整关系进行检验。从表1和表2可知，各变量有单位根，变量为一阶单整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