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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与国家关系演变模式及前景 　　摘 要：从中国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历时性视角来看，农民与国家关系的演变可能有五种变动模式：(1)传统社会中的农民与国家是一种四位一体、虚实双线关系；(2)土改时期的农民与国家是一种四位一体、双边二重关系；(3)集体化时期农民与国家是一种三位一体、城乡二元关系；(4)改革以来农民与国家是一种四位一体、强弱双线关系；(5)未来农民与国家关系演变的可能前景，或许是一种多元一体、合作共赢关系。 　　关键词：农民问题；农民与国家关系；演变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8)02-0005-07 　　 　　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是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在现代国家，连结个体与国家关系的核心纽带是公民权(公民身份或公民资格)。从中国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历时性视角来看，农民与国家关系的演变可能有五种变动模式：(1)传统社会中的农民与国家是一种四位一体、虚实双线关系；(2)土改时期的农民与国家是一种四位一体、双边二重关系；(3)集体化时期农民与国家是一种三位一体、城乡二元关系；(4)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与国家是一种四位一体、强弱双线关系；(5)未来农民与国家关系演变的可能前景。或许是一种多元一体、合作共赢关系。 　　 　　一、传统社会农民与国家：四位一体、虚实双线关系 　　 　　在传统社会中，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已有的理论将之归纳为国家(政权)一地主、士绅一农民的三角关系，且强调士绅、地主与农民关系的重要性。这种理论将国家政权看成一个利益和意志缺乏分化的统一整体，同时忽略了民间社会的存在和功能。笔者对此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修正，将传统社会中农民与国家的关系称之为四位一体、虚实双线结构关系。(见图1) 　　 　　在四位一体、虚实双线结构关系中，中央国家、地方国家、士绅地主、农民四方面构成一个社会结构整体。农民与国家的之间存在着一实一虚的双线联系。 　　将国家区分为中央国家(central state)和地方国家(localstate)两个层面(地方国家内部仍可进行更细的区分，为简略起见，本研究暂将地方国家假定为一个整体)，这种区分是基于对国家政权内部分层结构及其偏好分殊的正视与关切。对于农民来说，区分中央国家与地方国家是必要的。中国俗话说的“天高皇帝远”，揭示的正是身处社会底层而又远离皇权(中央国家)的农民对中央国家与地方国家的深刻体验。在中国，自古以来，“老百姓不怕大官，只怕小官”。中国的农民，“对小官是又恨又怕，但对大官则尊敬到迷信的程度”。地方国家作为中央国家的代理者，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和行为偏好，在委托一代理关系中，地方国家会偏离中央国家的委托意愿。委托者无法有效监督和约束代理人的行为，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无法解决的重大症结。“官逼民反”的“官”往往是地方的“官吏”。 　　在农民与国家关系中存在着“虚实双线关系”。所谓“实”的关系，就是中央国家通过地方国家和士绅地主与农民建立的直接联系关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农民向国家纳税缴粮上。在农民看来，“皇粮国税，不交有罪”。这是一条义务明确、实实在在的“实”的关系；所谓“虚”的关系，就是中央国家绕开地方国家和士绅、地主这一中间隔离层，而经由社会直接与农民的联系，农民也可同样绕开地方国家和士绅、地主这一中间隔离层，经由社会直接与中央国家发生联系。这种遥远而阻隔重重的关系，对中央国家和农民双方来说，都只具有象征和文化意义，借用安德森(Benedict R.0’Gorman Anderson，1936―)“想象的共同体”概念，这是一种“想象的联系”，对中央国家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农民来说，代表中央国家的皇(王)权，是统一、权威和秩序的象征，“纳完粮，自在王”。由于传统国家控制能力的约束，这种农民与国家的“想象的联系”，只是一种比较“虚”的联系。在传统社会，国家除了经由其代理人即地方国家与农民建立的间接联系外，中央国家还通过皇帝的微服私访和派遣钦差大臣与农民建立直接的联系；农民除了通过经由地方国家与国家的间接联系外，还可通过在钦差大臣巡视地方时拦轿喊冤等方式与中央国家建立直接的联系。不过所有这种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直接联系都不是日常的联系。 　　传统中国存在着比较发达的民间社会――如果不是叫市民社会的话。社会的存在，为农民提供了一定的自主选择的空间。相对于中世纪西欧的“农奴”来说，传统中国农民是“自由”的。传统社会中，“皇权止于县政”，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受到客观统治条件的限制而鞭长莫及。但这并不意味皇权对农民没有控制和影响。国家权力的触角仍然深入到千家万户之中。只是相对于现代全能主义来说，传统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强度呈递减趋势。民间社会在农民与国家之间设立了缓冲带，使国家权力在乡村